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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铁矿选矿设备以正治国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凡人学堂

发布时间: 2018-09-08 浏览: 123
以正治国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凡人学堂

【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多爱你一天,我无欲而民自朴。
【译文】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前面专讲道德之用,而讲到这里,他忍不住,又讲起政治的高明道理来了。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政治的三大原则。《老子》这部书的上半部道经,他是反对战争的。他曾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这些都是他在前面所说反对战争的话。
但那是讲“道”,讲本体的道理,而现在讲到“用”的时候,就主张在军事上,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譬如一个人,必须有一把刀,但永远不杀人。人需要自卫,而不是去伤害人,也不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这就是前章说的,不高亦不卑,不贱亦不贵。所以他告诉我们,对于社会、国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国。真正的政治,就是“以正治国”,不能用权术,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诚恳的道德,不能虚诈,不能作假郭竹学。
至于用兵,在军事哲学作战的运用上张俊熙,《孙子兵法》曾经告诉我们,“兵者,诡道也”。“诡道”是什么?就是“以奇用兵”,所以用兵要用奇兵。能用奇的,那是上将之才,大将之才。
我们研究历史,《汉书》上所说,陈平帮助汉高祖,六出奇计,助汉高祖统一了天下。当时,张良、陈平、萧何都有功劳,最后陈平功劳最大;所以萧何死后,陈平当宰相,封了侯爵。但在《史记》上的记载,陈平自己说:“吾多阴谋宋世万,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发,亦已矣,终不复起,以吾多阴谋也。”奇计是用阴的,如四川话所说,是阴着干的,违反了道德。陈平说,我的后代将来不会有好的果报,功业会被拦腰截断。后来果然如此,陈平自己位至王侯,但只传到孙子一代,功名富贵就结束了,这是陈平自己的预言。
这是历史上的例证,陈平毕竟是道家,学老庄之道的人物,他在人文文化上给我们一个运用上的教训。虽说为了国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计,到底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诚;许多人学问好,头脑聪明,喜欢诡道、奇计,这就大错特错了。

这里,我们讲到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不一定是专指用兵,就是个人创业、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将老子这几句稍微修改一下,引申到我们个人身上,“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无事”如何能创业?这就是真本领了。试看,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真正是无事,那会不会创业?
“以无事取天下”这句话,是老子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这要特别注意。有一种人,有道德、有学问、又无心于取天下,但他的道德修养,反为天下所归。我们中国上古史中有榜样,尧、舜、禹乃至于周朝的文王父子,尤其是文王,都是“以无事取天下”的胖大海含片。在文王的时代,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一半以上是他的,他决不想动,不想为天下第一人。后来他儿子起来革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历史上,始终赞誉文王之德。其实在殷商时代,文王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否是“以奇用兵”来取天下的?不是,而是天下归心,无不敬服于他的道德。如果以现代的观念及术语来说,那是他政治作战的成功;更贴切地说,这是他教化牧养百姓的成功,而最高的原则是道德,是无所求,对百姓毫无所求,这就是“以无事取天下”的道理。
一般人研究《老子》,读了上半部“道经”,当他说“道”的体时,他曾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于是一般很轻易地认定,老子是反战主义者。这一观念似是而非,实际上,老子并不是绝对反战孝圣宪皇后,是在不得已时才战。我们中国所有的兵家思想、军事哲学,以及《孙子兵法》、《太公兵法》,也和老子这一思想一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绝对不侵略他人,但是也绝对不接受别人的侵略。所以他并不是反战,相反地,认为军备一定要充足,因为有了足够的军事武力,才可以达到维持国际间的道德与和平。
给日本公民的一封公开信
十几年前,我在日本参加一个有关文化方面的会议,有很多大学校长以及名教授在座。那天开会进行到夜晚的十时余,有一位日本某名大学的校长指定要我说话,我无法推辞,只好发表一些意见。这篇讲辞后来曾以《给日本公民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在《中央日报》发表。当时我说的内容要点是,一个国家有两件事情最可怕,一是“刀”,就是军事,一是“钱”,就是经济,家庭也是如此。我对他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你们日本以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强大,可以征服全世界,所以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就等于一个人,认为自己手中的刀很锋利,于是就挥舞起来,结果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中国,甚至伤害了全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错误、非常可悲的事。
当时,有几位驻日本的年轻外交官正好坐在我身边,他们轻轻扯我的衣襟,意思是希望我少说几句,因为我的话说得很率真,不太客气。
我继续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有一种思想,比军国主义的思想更厉害。你们现在以为自己有钱,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要用钱来买通全世界;倘若不及时反省,将来所产生的错误,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侵略所得的恶果更为严重。
当时也有人问我对日本的观感,我答复他说,我平日深居简出,这次远行,感到一些疲倦,只在东京游览一圈,并不觉得有任何特别好的地方。任何一个国家,能有了二十多年的长时期安定,都可以做到这样,甚至做得更好。日本应该知道,今天日本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从何而来,那是靠抗日战争时期三千万军民的血汗生命换来的;因为战后我不索赔偿,让你们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这个以德报怨精神,才使你们有今天。

他们那时正在举行东方文化会议,我告诉他们,你们有东方文化,根本就是中国文化会议。假如你们要说东方文化,那看是站在哪一个立脚点,从哪一个角度而言。
以正为奇 天下归心
我今天提到十几年前在日本的这段往事,是用来说明一种真正的仁道,真正良好的政治思想是“不以兵强天下”。同时,老子在这里说到“用”时,提出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道理。而“以奇用兵”这句话,如果作为一个讲座的专题,可以研讨一两年的时间。因为这涉及中国几千年来的军事思想,用兵的谋略。凡是涉及用兵,涉及谋略等,总不外“出奇制胜”四字。不但用兵如此,即使经商、创业,都要“出奇制胜”;就连青年学子参加联考,也要能“出奇制胜”,要猜题“出奇制胜”才行。换言之,要有个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胜。
关于这个“奇”字,发挥起来,则千变万化,人莫能测。更有“以正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诉年轻人,不要玩弄自己的聪明汾西矿业贴吧,不要用手段,不要动歪脑筋。这一百年来,也可说近八十年来,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训练得每一个青年的脑子都很厉害,各个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诸葛亮。当然只是半个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坏的那一半很“亮”。
所以,在这个时代,以聪明对聪明,办法对办法,手段对手段,是必然遭致失败的。在未来的时代,只有不用聪明的聪明,不用办法的办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诚恳、老实,才会获致真正的成功。因此,应该“以正为奇”,走正道;不过在某一时间,某一社会,某一环境,尤其在一种非常愚笨的时期或社会中,是需要用一点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实那也是正道。
“奇”是一个单数,是特别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谋略,都包括在内。这里只是告诉大家一条“探奇”的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藏太丰富了,要大家自己去打开,如果古书读不懂就难了。现在是“洋学”盛,这把钥匙就很难打开我们自己的这座老宝库了。

上次讲过“以无事取天下”,例如尧、舜、禹、文王、武王都是“以无事取天下”的榜样。“无事”并不是躺在那里睡觉,而是注重道德的政治,培养道德的政治,无心侵略别人,而天下自然归心。我们的历史上陪嫁丫鬟紫嫣,给成功的皇帝下一句同样的评语,就是“天下归心”,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接下来,他以这三句话的道理加以发挥,“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他说,我为什么说这些政治哲学、军事哲学以及立身处世哲学的基本原则,就是这三句话呢?因为年轻人将来要做事,就要“以无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别人,也不去占有或夺取别人,而是以正道而得助,最终才能成功。像有些年轻朋友,到处跑,到处钻,结果一无所成。如果真正有修养,有本事,则成功自然是属于你的。
老子然后说,他为什么知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这番道理呢?他说“以此”,就是以下的理由:人生的经验,历史的经验,累积古人的经验,再由他自己所观察的经验,才得以知道这些道理。
忌讳造成的影响
如果说老子的经验不讲考据,而引用《神仙传》的说法,老子已经活了几千年了。《神仙传》中说,他在黄帝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名字不同。据传说,那时他的名字叫做广成子;他还当过尧、舜、禹的老师,不过每一代的名字都不同,使人们不知道就是他。到了周朝他叫老子,所以他不只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学问,而是他人生亲自累积的经验,才产生了老子的哲学原理。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他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的事实。“忌讳”一词,解释起来颇费周章;现在的解释,则是指某种事不能说,说了就是犯“忌讳”。而过去对于“忌讳”一词则有多方面的用法,如对于帝王的名字,不可以直接称呼,否则就是犯“忌讳”,就要杀头。例如《老子》这本书第一章的文句,“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如《千字文》的第一句“天地玄黄”。到了唐朝的时候,因为唐明皇李隆基的帝号为玄宗,于是这个“玄”字,为了避讳,就改为“元”字。而且,所有的书籍以及一切文字,都一律这样改,所以,唐朝以后,“玄”与“元”两字就通用了。又如孔子的名字“孔丘”,为了尊敬孔子,避他的名讳绣眉多少钱,我们早年读古书,读到他的名字孔丘时,就读做“孔某”或读做“孔乙己”;而姓丘的人,写自己的姓时,写做“邱”字,另有一些地方就写做“丘”字。
这就是“忌讳”,以现代语来直译,最接近原意义的就是顾虑、顾忌或禁忌。如台湾的旅馆房间,没有四号,因为闽南语“四”与“死”同音,避免这种不吉的语言,就是“忌讳”。这是小而言之。
大而言之,“天下多忌讳”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的禁忌,这样也不能干,那样也不能做,这个名词不行,那个名词不对,动辄得咎。如《孟子》一书中说,齐宣王盖了一个方圆二十里的花园,老百姓都抱怨太大了万荣吧,齐宣王便问孟子,为什么以前文王的花园七十里,老百姓认为太小了,而现在我的较小,老百姓反而抱怨太大。孟子告诉他说,文王的花园人人都可以进去游玩,而你的花园如果有人不小心伤害了一只小鹿,也要依杀人罪严惩。这样多的禁忌,等于在你的园内设下了陷阱,陷民于罪,老百姓怎么不抱怨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忌讳,老百姓不敢说心里的话,更不敢批评,知识高的用外国语,知识低的用隐语、暗语、耳语,以诉胸中积怨。
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这就是“天下忌讳,而民弥贫”的道理。
科技愈发达 精神愈昏扰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以现代世界的情况来解释,很容易明白。精密科技越发达,利器越多,核子弹当然是利器,投下一颗,即可杀人无数,这是多么厉害!但所谓利器,不仅是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这一点,现代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只有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回想到少年时期,生活在农业社会时那种安定、清闲、自然、舒适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

现在的物质文明太发达了,“国家滋昏”,国家社会就会昏头,热昏就会肇乱。反过来说,历史的经验,时代到了变乱的时候,“民多利器”,大家都有权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这个社会就非乱不可。这也是历史中有记载的许多事实。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技一发达,人的头脑越来越灵光,物质的享受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奇特。例如冷气机,褐铁矿选矿设备也许五年、十年以后,不必要这样一个大箱装在墙上,也许会像一份月历一样,在墙上一挂,就可以调节空气了。“奇物滋起”,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越奇怪,越便利。这个现象,大家称之为社会的进步。这所谓的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的立场来看,以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焦氏易林注,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觉得后来的人比较进步,后来的社会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说进步与退步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界线蚁安居。因此,以现代看到的,所谓社会越进步,则“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严重。
法令多 犯法的人更多
再说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在政治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我们读了历史遂昌教育网,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例如汉高祖入关,法律只有三条——有名的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周不疑”杀人抵命,偷盗剁手,就只如此而已,很简单。后来,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汉朝的法网就很严密了。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把当时的官吏分作两类,一类叫做“循吏”,一类叫做“酷吏”。循吏是有道德的官吏,酷吏则是手段毒辣、严苛、残酷,只要犯了法,决不宽容。酷吏使用各种令人痛苦的刑罚,杀人也用许多残忍的方法,这都是汉文帝以后的事。如果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也会发现汉文帝以后的社会越来越乱。

就政治方面而言,如汉武帝、汉景帝,都是很精明的领导人,但政治领导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乱。这是一种无可变更的历史法则。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越懂得法令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法网愈密,则可钻的漏洞愈多,愈容易钻。所以,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老子说了这许多历史的经验,只是注解前面的一句话,“以无事取天下”。所以说,多忌讳、多利器、多技巧、多法令,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为法。有为法太过分了,社会就更乱,问题就更多;如果是无为法,就会清静、道德,社会自然安定。
老子就是因为从历史经验中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告诉我们,应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接下来,作了下面的结论。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
这一段是讲领导人如何使人民富强安乐。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引用古圣人所说的话,他所说的古圣人是谁?也没有说出来,姑且不去管他,只研究他所引述这几句话的道理。
“我无为而民自化”高长胜,一个真正好的政治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无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则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这里的“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中国文化《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工夫,不是在座上打坐;打坐是小玩意,这是大定。这是说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如果领导人真正地“好静”,则天下之民自然受其感化,走上正道。
“我无事而民自富”,领导人真正“无事”,即无为而治,社会人民自然生活富裕。现在再引用一个故事,来试做诠释。
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在上任之前,他去拜访他的一位老师。他这位老师学问很好,过去做过很大的官,然后告老还乡,闲居林下。当他向老师请教该如何把官做好时,这位老师告诉他说,你去好好做官,可千万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确往往会作怪。
什么是作怪呢?例如,前任的人建立了一种制度,实施得很有成绩;而后任的人接任之后,为了要自我表现一下,要胜过前任,于是他作怪了,乱出主意,乱订办法。就像一栋房屋,本来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这中间就出乱子了。
个人立身处世,做人也是这样,做人容易,切莫作怪。为政则是少玩花样,不要出什么新招,社会就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我无欲而民自朴”,我自己没有私欲,社会、国家、天下受到这种无欲的影响,就自然走到纯朴、厚道的路上去曹秋道。

老子引用的这一段话中,每一句都用到一个“我”字,这个“我”是谁?就是老子说的“圣人”,那又是一个怎样的“圣人”呢?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领导人。而领导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学校的校长,军队中的班长,乃至于一个家庭中的家长,都是领导人,都要做到这几项原则。
---- ----南怀瑾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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