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安天气任乃强论“民族” 书评--原藏

任乃强论“民族” 书评|-原藏

任乃强论“民族”
：以“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1]为例
? 翟淑平
引言：任乃强其人
任乃强先生（1894-1989）一生经历复杂，身份多变。早年就读于农校，秉持“以农立国”思想，专攻农业经济地理，为其后来民族研究中关注地理和经济埋下了伏笔。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洗礼之后，任乃强一面沿袭“士人”的“经世致用”，一面生发出“收拾民族”的救国壮志，并在“科学”的自觉之下，开始了他此后数十年的研究之路。1920年，从农校毕业后，任乃强先经张澜引荐到北平《晨报》工作，次年，返回家乡南充，协助张澜进行地方自治，践行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办学校、兴实业，培养实业人才，振兴家乡。后经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胡子昂[2]介绍，被四川军阀刘文辉任用为川康边区视察员，他本人也有志于川边历史地理研究，便辞去在南充县所担任的各种职务，举家西迁。入康后，面对羁縻统治之下的“蛮荒之地”，任乃强以自己的农业和地理知识分析康藏高原的地质、地理、气象、水文，规划藏区农业，践行着以“科学”思维改变康藏的“荒芜”和“落后”面貌。1928年至1929年，他在康定主持苗圃事宜；1929年，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成立，他又负责西康民政事务；当年，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筹备开办川边垦务，任乃强受邀以“边务视察员”身份，用9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理化、雅江等九个县，从地理、政治、民风、物产、交通、农工、商业等方面详细调查和记录，并测绘地图，并将考察报告陆续于《边政》月刊发表，为当局施政提供参考。1930年末，任乃强被刘文辉聘任为川军二十四军军部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筹备四川内属各县经济建设事宜。鉴于康藏特殊的地理环境，任乃强认为交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再次把目光投向地理这个贯穿他研究适中的重要因素。任乃强在士人“经世致用”和学人“科学救国”之间相互转换，践行着他学术为政治现实服务的一贯追求。
同时，任乃强发现康藏这个貌似“边荒之地”，实际上“复杂之状况，非唯省外贤达所未洞知，即省内人士亦不尽晓”[3]，汉、夷杂处，民族众多，厘清其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实属不易。1938年，任乃强在泸定实地考察，之后集结为《泸定考察记》，这次考察是其研究方向发生改变的一个节点，他开始从史学角度来审视民族地区，借助史料来佐证实地考察。[4]适逢抗战爆发学术机构南迁，任乃强开始接触到更多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概念和思想，为其转向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契机。而1943年，任乃强被华西协和大学聘任为社会系教授，并兼任李安宅主持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其研究身份也由政治领域转向学术领域。抗战胜利后学术机构纷纷内迁，任乃强转入四川大学，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康藏地区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并创办《康藏研究月刊》，在此期间，他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康藏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关注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和深层融合。
从政治身份转向学术身份，从地理、经济转向历史、文化，并不意味着一种断裂，实际上，任乃强“经世致用”的心态一直延续下来肖安娜，学术研究服务于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也始终伴随着其研究历程，并以更为综合的视角对康藏社会进行研究。其中，任乃强有关“民族”的论述也是在这一思想转向的背景下展开的。
这篇“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发表于《康藏研究月刊》第24期（1949年），是任乃强经过二十年的康藏游历与研究之后，第一次较为集中地表述他对于“民族”这一主题的理解。他以四川“边区”作为其研究区域，在分析其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化的眼光投诸于不同的文化群体，表达着在特定社会背景和时空脉络下，其“民族”概念的理解图式。
任乃强首先以地理环境为标准因素对“十六区”进行了细致的划分，随后对这一区域的历史进行了粗线条式的梳理，最后进入历史的纵深脉络，厘清各民族之间盘根错节的互动和关联，以民族关系史呈现该区域社会的历史进程。
一、从“坚守地学”到“经世致用”
任乃强从地理环境入手，界定了“十六区”的范围掠夺主角光环，是指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包括茂、理、松潘、汶川、懋功（小金）、靖化（大金）六县，并以“四川边地”这个名称来涵括。他认为“四川边地”与“四川内地”最为根本不同之处，首要在于地理因素。
这一区域海拔高、河流多、气候多元，复杂的地形和多层次的气候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多元居住格局。例如，宽阔的河谷是温带性气候，与四川盆地的情形相同，适合农耕，主要聚居着汉族，重要的城市和农村多集中于此；高河谷属于冷温带气候，汉族和土著混居其中；海拔超过三千公尺的地域吉娜·维尔德，则是雪山和草地，不宜农耕，是牧民居住地。简言之，海拔影响气候，气候决定生物分布，进而形成不同人群的居住情况，最终造就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状况。因此，任乃强认为，要研究这一区域的民族概貌，首先要从地理环境切入。
基于这一思考，他将“十六区”划分为两个部分：（1）东南山谷区，包括岷江流域、金川流域、白水流域、涪江流域；（2）西北草原区，全为松潘辖地，依生计方式和民族性质划分为包座区、作革区、阿坝区、毛革区、乔柯区、俄洛区。不但如此学乐酷，任乃强还对比了大量中西探险者所绘的地图、地记，并用科学的方法绘制了“十六区”的详细地图，厘清了各部落之间的界线。
任乃强对地理学的重视、对科学方法的应用、对行政区划的精致勘定，与当时中国从传统王朝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建立吸引着大量学者进入这样的“边疆”之地，以其学术研究来为政治服务，任乃强就是这种“边政学”或“边疆学”阵营中的一员。而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带着强烈的地学追求。这与他早年在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学习农业经济地理的经历有关，在“以农立国”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地理，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并终生带有地理学的关怀。毕业后回家乡南充进行地方自治实务，办实业、办教育，一方面以“士”的情怀“经世致用”，重视乡土知识和实践调查；另一方面也受“五四”之“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以“新知识分子”形象，强调“科学”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
1928年，任乃强经被四川军阀刘文辉任用为川康边区视察员，从南充辞职，携全家入康考察。在这片“边疆”之地，任乃强带着他“经世致用”的追求，将其农学、地理学等知识，实际地应用于具体的考察和研究之中，为“康藏”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绩斐然。当然，这些成果印刻着其“官员”和 “学人”的双重关注，也反映着他“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经世致用”路径，这是一代学者共同的特征。
从20世纪20年代末任乃强初次入康，到1949年这篇文章写成，任乃强一直在政界和学界之间穿梭、游走，他的研究范围向西扩展到藏区，向东延伸到川边，领域涉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各个方面，最终在“民族”这一概念的思考中汇合。所以，这篇文章虽然以“民族”为核心概念贯穿始终，但他也不断强调地理环境、生计方式，并进入历史纵深处，挖掘各民族的互动和交流。因此，在第二部分中，任乃强划分了“十六区”的整体历史脉络。
二、长时段，大视野
在任乃强看来，“民族复杂”是“四川边地”与“四川内地”的第二个主要区别。除汉族外，“十六区”还有羌、戎、氐、蕃、蒙、回等民族，各民族又分为若干部落，情形复杂，促使任乃强从历史之中寻求解释。当然，他宏大的历史视野同样也源自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十六区”西连西藏的羌塘，北接甘肃的黄土高原，东北的大夏河、洮河、白水则连接着高原和陕甘的农业区。因此，古代在羌塘和黄河上游放牧的羌族，便通过这个高原，向甘肃、陕西、四川寻找农产品。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商业、劫掠、战争及政治交涉，由此，经营农业的汉族与经营牧业的羌族在这一地区不断地拉锯作战虎豹龙蛇鹰，从殷商、周、秦、汉、魏，到隋唐、两宋、元明清，三千年来，从未停息，这是造成这一地区民族杂多的首要原因。[5]
自唐以降，吐蕃兴起，其南临喜马拉雅山脉恒述法师，西阻于昆仑山脉，东困于横断山脉，惟有东北平坦宜放牧的地方能够满足农牧兼营的吐蕃王朝的发展需求。那里居住的羌族，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落后于吐蕃，渐被后者同化。随后，吐蕃势力循着羌族旧地，到达松潘草地，又沿洮水、黄河、湟水等河谷，不断与唐拉锯，从金川出理县，从西康出汉源、西昌，双方在争夺西川的过程中，都极力拉拢当地土民充当武装力量。在这循环往复中，人员的迁徙流动非常频繁，加上戍军、屯兵、屯垦以及相伴而来的贸易往来，这一区域的住民“复杂之后再分化，再组合，再淘洗，变化复杂之至，几乎不可条理”。[6]
宋、元、明、清等时期，帝国为了绥靖西域，在此地实行羁縻政策，以军事和经济手段不断渗入其中。藏地宗教的不断涌进唐朝绮丽男，依据信仰程度的不同，住民渐渐分化，而中央帝国也不断以汉文化和儒教思想对住民进行教化，汉藏文化的较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住民原先的多种文化与习俗渐渐失去其本真的影子。
总的来说，任乃强将这一区域的长时段历史分为两段：（1）汉羌角逐时期，大致在唐朝以前，形成了若干羌和若干氐；（2）汉蕃角逐时期，唐宋时期是武力斗争静思语录，元、明、清主要是政教斗争。[7]在这两段历史中，产生了羌、氐、蕃各自的许多变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任乃强也强调他们各自的“纯种”也有所保留。
对长时段历史的强调表现了任乃强的一种大视野，尤其是他划分出“汉羌角逐”和“汉蕃角逐”的两个阶段，为“十六区”的民族复杂局面奠定了一个整体的时间框架，在这一总体基调的基础上，他才进一步进入每一个具体的民族，并且将各个民族放置在复杂的交互网络中，透过民族关系史，呈现其各自的特征。
三、互动交流中论民族
或许是带着一种汉族文明中心的心态，任乃强首先讲述了汉族在“十六区”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汉人在唐虞时期已经移居到这里，但直到汉代之前，并无华夷之分，之后，汉、夷界线开始分明。汉武帝开辟汶山郡特警飞龙，有汉人移入；唐与吐蕃角逐，汉人移入数量增多，多因军屯而移入；五代至宋，汉文化在此地十分兴盛。汉族移入的第三代是在明代，当时松潘设卫所、茂县建州、龙安开府，三地交通网形成，汉族大量移入，尤其是明末四川大乱，汉族移民逃亡涌进。第四代汉人移民进入这里是在清代，在明末移民的基础上，清廷在此置府厅州县和绿营，保证政局安定，吸引更多的汉人移民。尤其是金川战役后，大量移民填实，使得大渡河上游已是“七成汉族三成土民”[8]的光景。
汉人分布于东南四大河谷之地，从事农耕、商业、手工业、采矿业、伐木业等生计活动，其传统习俗、衣着、语言和文化，得以不同程度的保存。由于汉人移入的时代不同，保留的文化和礼俗也有差异，因此名称也就以“新汉民”、“旧汉民”、“汉化之土民”等来称谓，这样的复杂情形。谁才是“真汉人”？任乃强认为并不易区分，他在这里强调“五族共和”，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提了出来，显示出他对于国族观念的认同，以及对于实际政治统治的关注与追求。
正是在这一追求下，他又逐个详细地描述了羌民、氐人、嘉戎、藏族、俄洛、播洛、作革、乔柯、包座的来源及社会文化生活状况。然而，任乃强所描述的这些“民族”似乎并不在一个相同的层面上。换言之，并不能将它们放置在当时“民族”的概念范畴去理解。例如，他将“氐人”列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并从古时的“氐羌”来说明其渊源，呈现其流变，推测“氐羌原是西戎的一个族类”[9]，因居地不同远安天气，分习农牧，习农者居于陕、甘西边的温暖河谷，汉人称为氐；放牧者在河曲草原，汉人称为羌。他们因生计方式不同，在习俗上也形成差异；与汉人远近不同，汉化程度也有差异。然而，任乃强从历史变化呈现的“氐类”和“羌人”更多的是一种历史上的“古民族”，在他调查时期，是否仍以这样的名称存在，值得存疑。三十年之后，任乃强在“达布人的族源问题”一文中又对氐人作为一个民族持怀疑态度。他结合诸多古文献得出结论：“氐之成为一个民族名词，是一个对民族历史的误解。它原为华夏文人横加于陇蜀边区山谷住民的一个地域属性的称呼，与夷、蛮、戎、狄、胡、越等字一样，是各民族自己所不承认的。”[10]这也说明对于民族的思考和探讨始终是任乃强的关注点文俊英。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任乃强笼统地将“民族”和“部落”等同起来讨论。例如他对“俄洛”的描述，先是将其视为“党项遗裔”，认为党项“本羌族之一支”，紧接着，他又叙述了俄洛的五大部、四十余支，更多地是将其视作部落。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任乃强对于“作革”、“乔柯”、“包座”这些土民部落的描述中。
此外，任乃强还着意区分出了“嘉戎”、“藏族”，并将其作为两个民族，分别加以描述吴依洁。他认为“嘉绒”藏语意思为“大河谷区”都宝路女包，“近人缘此称此带土人为‘嘉戎’”，是“羌、蕃以外的戎族”。虽然他也认为河谷之意的“绒”不应被视作民族之义，但也因着特殊的语言和习俗而将其化作“民族之独立支系”。[11]可见，任乃强对于“民族”的认定是较为随意的。他认为嘉绒是嘉良遗裔，混有原住西康的很多同种人一起迁徙而来，原先信奉巫教，敬白石神，“实为羌族”，后臣服吐蕃，改信“黑教”。在这里，他说的“羌族”又指的是“古羌”。他将“藏族”视为“真正吐蕃戍军与官吏之遗裔”，是从雅鲁藏布江流域逐渐向东推进的势力，而传入此地，他们“自视甚高”、“保存其固有习俗甚笃”，因而“同化力较大”，瓦寺、松岗、梭磨、卓克基、党坝、沃日等土酋，都是由吐蕃而创立。[12]他列举了三条证据：其一，松潘草地的阿坝三族，耕种方式为藏式；其二，“阿坝”的“阿”是藏文字母的第四个，“坝”是藏文对人身的称呼，西藏军队用藏文字母依次给部队编号，“阿坝”可能是吐蕃戍军的第四组，后来变为地名；其三，阿坝地区寺庙众多，都是红教，可以证明是红教盛行时期迁移过来的，恰好与“开元”、“天宝”[13]之时吻合。这里也能够看出，任乃强对于“民族”的讨论，除了关注史料，结合现存的信仰、风俗等，也带有一些推论和猜测的成分。
四、“民族”余论
任乃强在文中的叙述可以说是戛然而止，但是他对于“民族”的讨论和理解，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这样一位并非人类学、民族学科班出身的学者，缘何对于康藏地区的“民族问题”如此关注，又是如何结合自身的学养与职位对其进行讨论的？对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边疆”社会，有着怎样的意义？
任乃强怀有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强调民族间的互动交流，不用一种带有边界和封闭的眼光来研究民族和思考民族，而是从动态和历史之中去寻求民族间的交错互动，厘清民族渊源流派。同时，他又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细致入微的交流和互动，并以此作为理解康区文化多样性、流动性和交汇性等特征的根源。然而，在强调这种动态交流的同时，任乃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汉文明中心的视角，在对长时段历史的划分中，他更是以“汉羌角逐”和“汉蕃角逐”为主要节点，在不同民族的互动中，强调汉族与他们的关联互动。但他也明确表示，汉夷之分是一种文化歧视，不是种族造就。到了汉代，由于地理环境和生计模式的差异，文化差异才显示出来，“华夏文化渐高，卑视他人，方才有了夷夏的划分”[14]，他又以“中华民族”的五族共和来批判那种文化歧视。所谓的夷夏之别，无非是为区分自我和他者，在这种区分之中，把每一个群体置于“应有”的位置，才能有利于新秩序的建立。所以他也将“教化”进行“教”与“化”的双重理解，认为这是一个动态演变的双向过程。在流动和融合中，不单单是一种帝国的“教”或者“化”，政治、贸易、军事、朝贡等都表现了这种双重性。也可以说，正是任乃强用一种“教化”之下的“审视”、“俯视”眼光，让他更能看到各个民族之间的复杂互动，并诉诸其区域民族书写士力架广告词，在强调杂糅和互动、流动和融合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的整合与统一找到了理论支撑。
在行文中，任乃强多次用到“番”、“蛮”、“夷”等称谓，也会强调“种族”和“血统”，并将其作为相对基础性的因素和根据，然后才从生活习惯、生计方式、饮食、性格、信仰、文化等方面，对不同民族加以区分和说明羊皮卷之三。简言之，任乃强似乎怀着种族血统在先、文化习俗在后的民族观念。例如，他区分了“康番”和“藏番”，黄光宏认为，“康番实为羌与苗之混血种”，藏番则为“羌与藏地土著之混血种郭林新气功，而融合中华与印缅两方文化之民族”。[15]正是由于种族不断的分化和融合，民族的“同化”政策在于强调“调和血液”。当然，这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种族论者，他也强调文化上的区分与关联。此外，任乃强也非常强调根据地域来划分出细致的民族成分，可以说，他是以种族和血统为前提，并以地理和地域来进一步细分，同时也结合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对于地理的强调与他的地学眼光密不可分，而强调历史与实地调查的结合，也是其康藏书写非常突出的特点。此外，他尤其强调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比对多种语言，才可能把各民族渊源流派比较准确地清理出来”。[16]同时，结合本民族自身的文字记载史料、考古发掘资料、口头传说等，与大民族史籍的记载进行比对，以作审慎分析。实际上，正是由于康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才造就了不同群体基于商业、劫掠、战争等形式的互动与交融，形成了复杂的民族分布格局，而任乃强以其开放性的视野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借助语言、史料、考古、口传等来理解康藏地区多民族交互的社会与文化。
无论是其“汉文明中心”还是略带“种族”、“血统”色彩的民族观，都与任乃强“士人”与“学人”的双重心态有关。随着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帝国时代对“化外之地”的松散管理方式随之变为更加精细的边疆建设诉求。作为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任乃强的“经世致用”情怀得以集体性地延续下来，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服务于国家的区域政治现实，力求解决边疆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非常鲜明地显现在其民族研究中。此外，帝国时代对于“化外之地”的管理多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不对“边民”做精细化的分类，也不追求“科学的民族知识”冷女弃夫，而是以一种“博物”的心态通过展示“蛮夷”来表现帝国的雄伟。然而，国族时代对于“国民”的管理追求一种精细的“科学知识”，因而需要以现代化的分类对其进行科学的考察。正是在这种转变之中，任乃强对于“十六区”的民族分类呈现出非常“精细化”的倾向，他“以历史地理学之方法，探究康藏民族之社会发展历史”[17]一方面在地理、历史方面细致地搜集考据，另一方面又从实际的经济、文化、风俗等层面展开深入的实地考察，结合这两个方面来书写民族区域历史，并将其一贯的修志传统加入进来，使得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继承了方志的书写基础，从传统史学中获得给养。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乃强是中国传统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个积极环节，经由他，社会科学和史学之间的断裂由此得到联续。[18]
总的来说，任乃强的民族研究代表了“边疆学”时代一代人的知识图景和现实关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带着学术与现实的双重心性，既有对思想真理的时代追求，又满怀家国情怀的现实担当，在“学”和“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正是在多重身份和多重追求之下，他们也获得了多重视野和开放性的研究路径。如何基于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思考其研究对于当今民族地区的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任乃强：“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原载《康藏研究月刊》第24期，1949；本文参阅的版本出自任乃强：“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查看其余注释，请看原文)
原藏 ID：anthrotibet
藏学 | 人类学| 嘉绒 | 研究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 第1期
栏目责编：才让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