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任军锋：基层自治与现代宪制【政治宪法学第410期】-政治宪法学

任军锋：基层自治与现代宪制【政治宪法学第410期】-政治宪法学
政治宪法学
基层自治与现代宪制
作者：任军锋 ┃ 政治宪法学第410期

作
者
简介任军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西方政治史 美国政治思想史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
编者按
这个据说最重乡土观念的国度，眼下出现了最多的漂泊者。这些人在城市里漂泊无依，被忽视，甚至被驱赶。他们是半人、隐形人。与此同时，和繁华的都市相比，乡村却在走向“衰败”，治安恶化，邪教滋生，城市流浪者的子女和父母在挣扎或等死。
基层的治理和现代宪制有莫大的关系。在孙中山的训政理论下，地方自治正是无比重要的一项。中国人的家乡在哪里？漂泊者如何安顿？基层和地方的自治又往何处去呢？

自由之政治面相：乡镇精神之实践
1787年2月4日，在马萨诸塞沃塞斯特县的彼得山姆镇，面对本杰明·林肯将军率领的3000合众国军队，150多名谢斯义军因寡不敌众，最终向合众国军队投降，他们被缴械后即遣散，后大多数被赦免，回乡务农。至此，持续5个多月的谢斯起义正式结束。起义促使立国者们重新反思合众国的治理模式，召开新的制宪大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3个月后，在费城史泰博官网，旨在修订《邦联条款》的制宪大会正式开幕，美利坚国家政治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927年，在谢斯起义结束140周年，总部设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新英格兰协会”（New England Society）向彼得山姆镇历史协会赠送了一块铜匾，其铭文如下：
在本乡镇
1787年
2月4日星期天上午
丹尼尔·谢斯
及其150名同伙
武力反对共和国被镇压
本杰明·林肯将军
率领马萨诸塞军队从哈德利出发
经过一整夜，急行军30英里，冒风雪，斗严寒
政府军的这一凯旋促使制宪大会于3个月后在费城召开
制定了合众国宪法
——
服从法律乃得真自由
——
纽约布鲁克林
新英格兰协会
赠
彼得山姆历史协会
与此形成有趣对比的是，60年后即时值谢斯起义200周年的1987年，纽约布朗克斯一个名称同样为“新英格兰协会”的组织树立了另一块纪念碑，其铭文如下：
在本乡镇
1787年
2月4日星期天上午
丹尼尔·谢斯上尉
与他的150名追随者
代表普通民众与建制权力作战，他们力图
兑现我们革命性的《独立宣言》所宣示的正义和平等理想
虽然义军得到彼得山姆镇的善待，却出人意料地遭到
本杰明·林肯将军及其麾下由波士顿富商资助的军队的镇压
——
真正的自由和正义有时需要
抵制法律
——
纽约布朗克斯
新英格兰协会
赠
彼得山姆历史协会
从政治立场来看，两篇铭文可以说截然相对，适成对照：在第一篇铭文中，林肯将军被认为是法律和秩序的代言人，谢斯则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叛乱分子；而在第二篇铭文中，谢斯却被认为是平等和正义的捍卫者，而林肯则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合众国基本原则的破坏者。而从政治原则来看，“服从法律乃得真自由”与“真正的自由和正义有时需要抵制法律”，在美利坚革命话语中都能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与其说两篇铭文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观和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诠释角度，还不如说是现代自然法理论在现实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所引发的深层次矛盾战争命令。华婷婷《独立宣言》宣称，“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而政府的统治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其目的在于捍卫这些权利，如果任何政府无助于实现甚至有害于这一目的，那么人民便有权改变甚或废除旧政府，另立新的政府权威。

《独立宣言》图样
人民如何表达他们的同意或不同意？和平请愿抑或暴力抗法？既然全体一致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在现实中无由实现，那么自然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如果是大多数，那么少数在发现自己的天赋权利遭到侵害时是否有权反抗？如果作为英帝国少数派的北美殖民者当初反抗帝国国会通过的法令为正当，为什么就不能将谢斯视为美利坚立国原则的捍卫者？如果政治共同体中，任何少数派在发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宣称自己已经忍无可忍而选择武力抗法，法律和秩序这一实现自然权利的现实前提何以能够确立？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如何平衡少数与多数、个体与社群、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矛盾？新英格兰乡镇的政治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一重大政治学理问题的钥匙。
1少数与多数
任何政治体中，围绕特定议题总是会出现“多数”和“少数”。“多数”与“少数”只是民主程序的技术后果，是暂时性的，并不具有终极意义。政治上的“多数”只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并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否则必将出现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的暴政”。在这种形式的暴政下，少数往往被认为“别有用心”，动机不纯，进而在道德上被妖魔化。而少数从最初的忍气吞声到最终的铤而走险。无论是独立革命前夕的北美殖民者、谢斯义旗下的自耕农，还是南北战争前夕的南部邦联，他们之所以走向反叛，正是如下事实和直觉的共同作用：自己在政治体中业已沦为永久的少数派，面对的是一个压迫性的多数，实现自保只有革命。
在新英格兰乡民大会上，无论一个人的意见属于少数派还是多数派疯马夜总会，都能够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少数可以通过说服使自己成为多数，而多数随时可能成为少数。乡镇制度在程序上实行多数决定，但少数的权利也得到充分保障。其背后的学理主张认为：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不能代表乡镇共同体的整全性。在乡镇，民众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担任地方公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需要任何刻意的宣传和动员。乡民大会上激烈的讨论结束，人们摘下“面具”，厨艺突出的妇女志愿者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午餐，每人只需贡献几块零用钱，即可尽情享用。州议员、行政理事、县专员、警察局局长、法院法官、大学教授、普通乡民济济一堂，此时的话题便不再那么严肃紧张；传闻逸事、家长里短……闲适而自然，大家不再是表达赞成或反对的多数派或少数派，而是生活在同一乡镇共同体中、为共同利益操劳的左邻右舍k1096。没有人因为在乡民大会上发表了不怎么受欢迎的言论而遭到其他乡民的睥睨或怨妒，甚或被指别有用心、动机不良。乡镇是政治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乡镇制度培育公民的政治品格，涵养公民精神，他们在充分表达个人主张的同时，尊重并服从多数所做出的决定。乡民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养成一种开明的政治习惯，为此，托克维尔曾发出如下感叹：“美国人几乎不比其他民族更有美德；可是他们（我说的是民众）比我知道的任何其他民族都开明很多；我并非只是想说这里有很多人懂得读和写（这一点可能被人们赋予了超出其应有的价值），而是想说这里精通公共事务，熟悉法律及先例，能感受到什么是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并且具备理解它们的能力的民众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多。”
在一个不关注行为本身却一味揣测行为人的动机肝胆相照造句，道德话语充斥其言，却鲜见其行的政治文化中，政治生活的重建必须从邻里、社区、村镇等人们日常生活直接的辐辏范围开始。
2个体与社群
在古代共和国，私利与公益在多数时候是彼此对立的，共和国的美德意味着牺牲个人利益以成全公共利益，所谓“有德行的公民”意味着克服私欲的诱惑而自愿投身公益。而在斯密及之后人们的价值结构中，与商业的繁荣伴随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此后，如何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一致，便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的重大议题。无论是斯密所说的“同情感”、托克维尔笔下的“开明的自利”，还是1787年美利坚立国者们的“复合共和国”实践，都是这一方面的积极尝试：“个人之所以服从社会，根本不是因为他不如管理社会的那些人，也不是因为他管理自己的能力不如别人；他服从社会，因为与同类联合似乎对自己有用，他知道，没有某种规范性权力，这种联合将无从实现。因此，在所有关涉公民间相互义务的事务上，他是服从者。在所有纯属个人的事务上，他始终自己做主；他是自由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接受上帝的问责。于是便有如下原理：个人是自己利益最佳也是惟一的裁判者，社会只有在其受到个人行为的伤害或需要个人的支持时，才有权干预个人的行动。”
在殖民地时期的乡镇社会，政治往往渗透着强烈的道德诉求，后者不是通过宣传说教，而是通过地方精英的率先垂范。乡绅不仅是地方社会的统治者庶女难为，而且是社群的宗教领袖，他们拥有财富、得享闲暇、有教养，他们是政治上的领导者，也是社区民众的道德典范，他们垂范乡民，使私利与公益达成某种程度的融合。民众参与乡镇公共事务既是民主的范畴，也是自由的范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参与统治使服从成为一种本能，也是一种责任。反对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毕竟违背大多数人的政治本能，参与的权利与服从的义务在乡镇政治实践中得到具体而微的结合，统治与被统治，这一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由公民的双重角色在乡镇生活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乡镇精神即自由精神，而自由精神即公共精神。在这种精神结构中，私利与公益、个体与社群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乡镇为软弱的个体提供集体的权力感和归属感的同时，人们在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和治理中体验自我与他人、乡镇的集体行动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密切关联。乡镇的事务是亲切的，因为它们与乡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很容易触及人们的感情，乡镇的政治是具体的，从道路维护、校舍修建到篱墙的规格、尺寸，乡民对乡镇公共政策的原委了然于心，他们因自己在其中曾经发挥作用而自豪，即便只是乡民大会上的几分钟发言，甚或只是投了一张赞成或反对票。即便政府在管理上出现了某些偏差，他们也不会愤世抱怨，因为他们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的决策正是出自他们之手，“无论是好是坏，乡镇政府都能充分运行，因为它得到一种父亲般的自豪感的呵护。”即便是在费城立宪大会上主张强化联邦政府权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在影响力方面相对于联邦政府的优越性，“众所周知，在人的本性中，人们的情感随着目标的距离的增加或模糊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同理，人对家庭比对邻里更贴近，对邻里比对社区更贴近。与联邦政府相比，每个邦的人民通常更加偏爱各自的地方政府……各种各样的琐碎事务，都必然会落入地方政府的管理范围，它们犹如涓涓细流，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些遥远的权力中心，即便出于十足的善意，发布指令、批示，替地方民众包办一切，而地方民众则日趋沦为地方事务的旁观者，无所事事，消极等待。这样的民众只能翘首企盼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可能撒下的“阳光雨露”，其结果只能日趋堕落为汲汲私利的“经济人”，无法成为负责、自律、有德行的自由公民，如此境遇下的民众的习性往往表现为只会一味地要求权利和好处，同时极力避免承担任何责任，这正是制造低能的“自由主义者”的温床。对他们来说，谋取的私利愈多，其政治上的无力感愈强烈，在同类面前更加缺乏安全感，更加愤愤不平。其长期的后果只能是整个社会肌体腐败滋生、德行泯灭、自由不彰。
在一个“政治”从来被掌权者视为“禁脔”的政治文化中锁梦楼，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要实现平衡和有机的融合，只能从基层做起。
3权力与自由
在北美殖民者的观念世界中，权力意味着“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分人，对人们生活的人为控制：归根结底即强力、强迫”。而自由有如纤弱的女神，纯真无邪、美妙无比，但她很容易遭到侵犯。权力如同火焰，随着火势的增长毁灭自然生机，它常常为人的激情和私欲左右。自由的最大敌人正是没有限制的权力，权力纵容人的进攻性、嗜欲狂，无法餍足，权力利用人的恶念败坏掌权者，使其贪得无厌，纵欲恣肆，使遭遇它的人沦为权力的奴隶。权力的背后是少数掌权者，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扩张权力，由最初的必要发展为滥用，最终使其转化为一种邪恶的势力，非但无益于社会，而且危害社会，败坏人的节操、品行。自由的背后是多数被统治者，他们不像少数掌权者那样容易抱团，如缺乏有效的组织，且对权力丧失警惕，他们很容易成为权力的奴役对象。走向邪恶的与其说是权力本身，还不如说人的本性使然，人无法经得住权力的引诱，这是“人的邪恶”（depravity of mankind）。在1772年波士顿乡民大会上，塞缪尔·亚当斯指出，“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野心和贪婪是……大多数人心灵中的主导性激情”。在所有民族，这种本能“将人类心中最为邪恶的激情和人类精神中最丑恶的谋划联合起来对抗人类的自由”。权力时时处处败坏人。它“将一个私生活中的好人转化为公职上的暴君”。它使人沉迷，它“在本质上是有毒性的”——“毒性大且容易遭到滥用。”就人类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力量足以防止权力的影响——即便是“理性与宗教携手”，因为它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抑制人类的贪婪”。

英属北美殖民时期图样
在政治世界，驯服权力便成为捍卫政治自由的关键步骤，“捍卫自由仰赖于人们对掌权者保持有效约制的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众的警惕和道德力量。”如果说限制权力是政治自由的前提，那么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则是政治自由的核心，前者是自由主义的，它强调的是个人权利免于权力的无端干预，而后者则是共和主义的，认为自由的本质意味着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抑制个人私欲冲动而投身公益的德行，只有有德行的人才配享自由。在18世纪，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这一对在今人看来彼此矛盾的政治观念却能够彼此交叠，相得益彰。
在新英格兰乡镇，乡民定期开会讨论乡镇事务，审议地方公共政策，选举并担任形形色色的地方公职。他们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同时，请行政事务分解并委托给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乡镇通过巧妙地分散权力，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分散权力在抑制少数人追逐权力之野心的同时，为多数人发挥影响提供了可能，可以说乡镇承载着乡民的理想和未来，对于乡镇生活的每一件事务，他们都置身其间，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管理社会。正是乡镇政治生活的生动实践，乡民养成了一种对秩序的天然爱好闪婚试爱，对自己所应承担义务的性质以及享有权利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明的理解。可见，这里的自由根本不是为所欲为，后者在温斯罗普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堕落的自由”，它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任何规章；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将自甘堕落；它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即便上帝也会起而反对之！”乡镇生活涵育出的自由毋宁是一种公民的和道德的自由，贯穿其中的是某种与作为积极参与者伴随的立法者精神，而非由于冷漠旁观而导致的“怨妇”心态。乡镇自由使生活其中的乡民感到“独立”和“有权”，它超越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它将公民最直接的利益关切交给公民自己处理吴素素，在丰富公民精神的同时，升华了他们的思想。在乡镇政治生活实践中，它们被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托克维尔对美利坚人的自由有如下洞见：“在合众国，美利坚人并不认为在一个自由国家，一个人有权为所欲为；恰恰相反，加于美利坚人身上的社会责任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他们从未产生从根本上动摇社会权力、质疑其权力的念头；他们仅仅局限于分权。通过这种途径，他们试图强化权威，同时削弱官吏，从而使社会能够得到良好管理的同时使其保持自由。”
对于一个迷信权力、滥用权力业已成为政治本能的民族来说，驯服权力、涵养自由公民只能从地方开始。
……
……
……
家乡与国家，人民与政府
托克维尔指出，新英格兰人热爱乡镇，不仅在于乡镇是他们的出生地，乡镇更是一个自由而强大的法团有机体，而作为乡镇的一份子，他们参与乡镇的公共事务。新英格兰人也热爱国家月舞云袖，在他们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国家是乡镇的放大，他们通过乡镇参与国家的治理。对乡民来说，热爱国家是热爱乡镇的自然延伸，“在合众国，人们正确地认为，热爱国家是一种通过实践养成的对家乡的宗教式情感。”

新英格兰乡镇图样
没有国家的家乡是软弱的，而没有家乡的国家必然是冷漠的。长期以来，现代主义者向我们灌输的是这样一种关于城市—乡村的思维定式：即城市代表着现代、先进、文明，而乡村则被等同于落后、愚昧。城市宽阔的水泥路面、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以及奢靡浮华的消费，引来“乡下人”艳羡的目光，他们想方设法要成为城里人。在现代主义者眼里，乡村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本身是乡村，乡村是城市化过程中留下的“死角”，乡民是有待改造的一群，农业、农村、农民迟早要让位于工业、城市、市民。“乡下人”与“城里人”不仅意味着居住地的差别，更是一种进化的级差序列。家乡成为人人争相摆脱的“逃离之地”，并竭力将其尽快从记忆中抹去。在这样的民众心目中，国家永远是抽象的，“爱国主义”最终只能沦为空头讲章，很少落实为日常的政治行动。
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个由小地方构成的社会，在那里，人们能够在自己的政府中看到自己，他们的政府就在他们中间。我们需要结束巨大症，回归人文尺度。这种人文尺度意味着“充满手足情义的田舍，教堂集会，街区俱乐部，农场局。它是为地方民众所有的工厂，摆摊设点、直接面对自己的顾客的小商贩，农业和消费者合作社，投资设区的乡镇或邻里信用社，地方工会淘气网。在政府中，人文尺度及乡镇委员会，行政理事会、片警。正是这种小型的人文尺度范围内的活动缔结了共同体的纽带，繁荣和自由的框架。人文制度培育的是正确行为的准则，一种占据主导的判断什么是正确与错误，什么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伦理”。
在公民人文主义者看来，永久的共和国需要强有力的公民德行作为基础，而公民德行来自对公共事务的持续参与和关注。“假如德行要在一个社会得到彰显，公民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公共决策，必须尽可能在距离公民日常经验最为接近的层面做出译酷。”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一个好的政府首先关切的应当是使人民逐渐养成不需要政府也能自我治理的习惯，“当一个人想要对这个社会做某种改进时，无论是一所学院、一家医院，一条道路；他不会向政府求助。他宣布他的计划，自告奋勇去实施这个计划，吁请其他个人的力量前来支援他，直面每个困难并与之斗争。”尽管个人的贡献与政府的宏大计划不可同日而语，但“所有这些个人创办的事业加起来的成果比一个政府所能创办的事业要多得多；此外，这样一种状况对民众的道德和政治品格的影响，弥补了它所有的不足，如果它真有什么不足的话。……只有极少数民族可以这样而无需政府，类似的这种状况只有在文明的两极才可能存在。只需要满足身体欲求的野蛮人只依靠自己。为了让文明人同样只依靠自己，他必须达到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他的知识使他清楚地看到什么对他是有益的，而且他的激情不会妨碍他将其付诸实施”。而一旦政府“不去发挥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与力量却以自己的活动去代替他们的活动的时候；……或叫他们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们工作的时候，害处就开始发生了”。
新英格兰的乡镇制度为在文明人中间培育这种品质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在乡镇这一人文尺度内，民主才可能是有效的和可靠的。只有在乡镇，民众对公共事务才可能产生深切的关注和较全面的理解，通过面对面的反复质询，参与地方社会的治理。仅仅局限于让民众定期投票选举领导人的所谓“投票箱前的民主”注定是肤浅的、不牢靠的。正如曼斯布里奇教授所指出的：“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在投票箱前体验到民主。公民鱼贯进入一个装有遮帘的包厢，划票，然后依次走出包厢。如果一个大城市的政治机器正常运转或者假如社区较小，他们或许进出投票厢时可以碰到熟人，笑笑并寒暄几句。大多数选民根本见不到熟人。他们坐在家里；消受信息；决定自己的偏好；他们前往投票点；投上一票，然后回家。毫无疑问，这样形成和表达出的选择必然是狭隘的和自私的。”
业已经历现代化浪潮洗礼的美利坚民族，正在想方设法恢复和重建自己的政治传统，重振无比珍贵的乡镇记忆和乡镇生活实践，这对正在空前规模的全球资本主义洪流中摸爬滚打、上下扑腾的中华民族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本文系任军锋教授《民德与民治：乡镇与美利坚政治的起源》一书的第四章和结论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7、107—110页），题名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感谢杨洪斌博士荐稿！
【本期责任编辑：谢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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