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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混响软件以史为鉴:解读当下教会与政治-言归正道

发布时间: 2016-11-14 浏览: 290
以史为鉴:解读当下教会与政治-言归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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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解读当下教会与政治

一、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教会涉足政治,以寻求社会公义为己任,越来越吸引人。正如笔者观察到的,许多基督徒不仅认为没错谷妹,而且还认为教会这样才是真正践行了圣经里的公义原则;既申明了圣经真理的立场,而且又影响到了国家政治。现在确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传道人在秋雨圣约教会的影响下,在教会里开始“讲政治”,鼓励信徒用公义的方法对待社会的不平等,对待政府的爆政与砖制。这很多时候是非常吸引人的,绝大多数人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合乎己用”的经文,来支持自己的神学立场。他们一般是引用的旧约先知的话相对比较多。其中被用的最频繁,也是被滥用最多的经文是弥迦书6:8节的“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还有以赛亚书1:17节的“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等。从字面看,先知高扬公义,斥责罪恶,其指向似乎是可以切入社会议题;但这样理解,是完全不顾及经文的背景,先知写作的对象,先知写作的主题。
讽刺的是,许多支持上述立场的基督徒,似乎从未读过先知书;他们差不多是从肉体的直觉中,觉得教会就该如此。
政府腐化崛越二郎,社会不公平,社会道德沦丧等,使得许多基督徒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跃跃欲试参与社会责任。他们认为这不仅合乎福音,甚至那些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教会中有人建立起了受人推崇的关于这些主题的神学规范:“在一个良心和真相被遮蔽的时代,福音必须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和对现实的认识;福音必须打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谎言,揭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恐惧;福音必须呈现和面对现实的悲剧。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必须是哪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王怡《什么是教会的良心自由,和信徒的言论自由》)“认为宗教信仰不能介入和影响社会、文化、政治和国家,这是一种无神论的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背后恰恰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维,即国家与无神论宗教的合一。”(摘自王怡《反对同性恋婚姻违背“政教分离”吗》)

二、触目惊心的历史
这种明目张胆地把神学从宗教领域引入政治领域鑫斛药庄,这在教会史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社会普遍的贫穷与压迫,一个诉求社会正义与人性尊严的新神学观——“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这块几乎被遗忘的贫穷土地上悄然出现杀手皇后。
据罗马教廷1987年的统汁,拉丁美洲居民中90%是天主教徒,约为4.2亿人,几乎占全世界天主教徒的一半张启超。这些人虽是上帝的儿女,但大部分却是穷苦人。面对严峻的贫穷落后局面陶艳波,拉美各国政府曾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经济与政治改革方案,但都不是很成功。随着社会经济陷入困境,各国政府逐渐失去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面对这种骚动与不安的社会局面,教会没有办法安分守常了;因为许多信徒开始询问教会:既然上帝是怜悯的,是公平与公义的,我们遭遇欺压,遭受贫苦,祂为什么不来关心我们?虽然教会可以找到许多圣经根据,来劝慰与抚平他们的情绪;但大多数信徒并不满意圣经给他们的安慰。

当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真实记述了基督徒在苦难与信仰挣扎中的现实对比: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可看起来像七十岁的老妇。在弥撒结束之后来到神父跟前,伤心地说:“神父,我在领圣体之前没有先忏悔。”“你是怎么来的,我的孩子?” “神父,”她回答说,“我来晚了,在您已经开始分发圣体的时候才到。因为三天来,除了水马拉松王子,我没有任何吃的;我快要饿死了。当我看见您分发圣体,分发那一小片一小片白面包的时候,我去领圣体只是为了要吃那一点点面包。”神父热泪盈眶,想起了耶稣的话:“我的面包(肉)真是可吃的,……吃我面包(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约6:55-57)神父站在这位贫苦的夫人面前,满足生命需要的属灵的“肉”,在他的脑海中迅速演变成了满足肚腹的“面包”。
由不可见的,摸不到的;到可见的,可以摸得到的,“解放神学”的突破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位面高手。
这种神学的主要观点是:基督降世为人不仅要救赎人类于原罪,也要消除现世的不公义和剥削穷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他们的根据大多来自于旧约。他们认为从旧约的视角出发,神的救赎不仅仅是人从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的救赎,还有现世的、实际的救赎。就是让所有人享受神创造的世界里的自由与平等:因为神唯一想见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他们把出埃及记作为有力的证据:神能够且愿意将新的以色列从埃及给拯救、释放出来;神也会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苦人民从奴役与压迫中给拯救与释放出来。因此,教会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为了说服不信的人相信上帝十字架的拯救,而且要阐明被压迫者的悲惨处境,例如贫穷的世袭化、经济资源的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问题等;教会要关注并争取人间制度的公平正义,为的是减轻他们非人的困苦。1968年,秘鲁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神父在其主要著作《解放神学》中对此做了及时的归纳与总结;他的这部著作被誉为“解放神学的宪章”;“解放神学”因此而得名。

这种神学集美双龙潭,是非常得人心的。因为它把高高在上的上帝,“拉”到了地上;人无需满足上帝,而神要满足与抚慰穷苦人,与他们同在一起,与现实的不公不义作斗争。当年拉美的天主教会许多人就是这样认识神的。
拉美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大陆阴魂借子。当年一大批推崇在“解放神学”中的教职人员,如秘鲁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阿根廷的恩里克·杜塞尔、巴西的埃尔德尔·卡马拉、乌拉圭的胡安·路易斯·塞贡多,萨尔瓦多的胡安·卡洛斯等主教或神父们,他们很多人最初都是受教于美国、法国或比利时的现代派的神学院。他们很多人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社会福音”、“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基督教自由神学理论熏染下成为教职人员的。在这些教会智慧人的鼓动下,拉美许多教会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使命与任务:第一、教会要变成为穷人的教会;第二、教会的服务中心是为了穷人;第三、教会要寻求社会公义,成为解放穷人的“见证人”。由于迎合了许多社会底层人现实性的需要,参加教堂礼拜活动的人数猛增;许多教堂人满为患。
“解放神学”不仅是一种神学理论,更是一场革命运动。在“解放神学”的激励下,六十年代拉美的历史舞台上大规模地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宗教革命”的闹剧。卡斯特罗在1968年评价解放神学时说到“对于拉丁美洲革命而言,解放神学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要。它让基督教回到它的根源,回到他最壮丽、最动人、最富英雄色彩、最光荣的历史。”
神职人员被“解放神学”思潮鼓舞着,走到了人民中间。他们鼓励会众走上街头抗议资本主义体制,反对毒裁,反对政府的不公不义,而且也率先垂范地冲在各个游行队伍前面。在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等地,许多抗议群众,包括神职人员被打,被抓,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
到了后来,有一些更为激进神父们后来干脆就不满足于这种“和平运动”了。因为这样既不会彻底打碎奴役的枷锁,也不会让腐败的政府向民众低头。于是他们决定效法暴力革命者格瓦拉和卡斯托罗,要借助武力向政府摊牌。(其中现任乌拉圭总统,令人尊重与的老何塞·穆希卡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切·格瓦拉的思想在包括神职人员的知识界广泛流传。虽然格瓦拉是一个无神论的暴力革命者,但他的思想对教职人员进一步完善和理解“解放神学”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突出的例子是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此人富有雄辩的口才,极具煽动力,每次讲道都会把信徒的热情提升一个高度。1965年,他秉承解放神学思想狗洞打一字,发表了《人民团结运动纲领》,阐述了他一系列彻底的社会改革思想。同年年底,他向哥伦比亚主教提出辞呈,放弃神职,号召信徒建立起“团结阵线”。这回,他已经按捺不住了,为了实现社会的公义公平,他要真刀真枪地跟砖制政府作战了。他最为有名名言是:“如果耶稣活着,他会是一个游击战士。” 可是,革命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会在哥伦比亚信徒的会众中一呼百应。几个星期后,在与政府军的冲突中被打死;他率领的“革命军”很快就便作鸟兽散了。

1966年,报纸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加入哥伦比亚游击队之一“全国解放军”的消息。但六个月后,身为哥伦比亚反抗军游击队员的托雷斯神父与政府冲突中就枪杀。留下的遗言是:“如果耶稣活着,他会是一个游击战士。麦克风混响软件”
拉美在五六十年代,教会势力非常强大,信徒也非常众多,占成年人的90%以上。可是同样是在这个地区,毒品犯罪率在上世纪五十年末起就空前高涨。秘鲁、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自那时起,一直是南美的毒品制售中心。它们的毒品大量销售给北美和欧洲。其中犯罪人员多是基督徒。巴西根据真人真事素材就拍摄了这样一部电影,里面描写的是一位巴西七十年代很有名的毒枭。他的生活简朴,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每次出发贩毒前,都要向上帝祷告;有时,他还要他的母亲为他代祷。他为穷人行了很多善事,穷人都欢迎他,拥戴他;教会为此对他的犯罪恶行却是视而不见。
教会鼓动信徒对付政府的罪,而对教会信徒的罪视若罔闻。这是至今拉美教会的普遍景象。

虽经过努力抗争,六十年代“解放神学”所盼望的历史变革并没有实现,穷人依旧要面对无法改变的贫穷与苦难。进入九十年代,那种对未来抱有无限期望和热情的时代过去了。拉美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就业状况,人权状况等都获得明显好转,而“解放神学”思潮也从此步入了衰微。拉美绝大部分国家尤其在2000年代经历长期的经济增长后,政局更加稳定。在这样形势下,“解放神学”理论日渐凋落。拉美的部分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仍然期待着变化。他们部分继承了解放神学的精神,但已经很少用这个理论去作为抗争的武器了笠井亚由美。从此,“解放神学”便走向了虚无,它不再是一种圣经神学,逐渐淡出了它出生时带有的深厚社会基础,逐渐成为嘲弄与贬义教会的新名词。这意味着解放神学,真的死了;可能并未死绝,或许在东方能燃起星星之火
而那些拉美当年被解放神学充斥的教会,从门庭若市到门庭冷落,参加教堂礼拜活动的人数大大不如从前。在南美,有人统计过,2009年经常到教堂参加礼拜的人数不足六七十年代的10%。
正如经上记着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127:1)。
三、信仰实践的神学错误

1、以寻求社会公义为目的的“解放神学”看似非常有道理,但它和圣经真理是不能相容的;因为这与马克思的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处境的哲学与方法论完全契合。尽管,他们似乎在圣经上找到了“合乎”的经文。可先入为主,抛弃了教会传统对经文的解释,以政治意识来强解圣经,导致圣经成为人实践社会政治的附庸。圣经的主旨不是关乎人,而是那一位既为神又为人的耶稣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才是正确的释经方法。
2、由于“解放神学”单方面强调个人在社会层面的解放,既把人从不公平的制度的罪中解放出来,这满足了人肉体的需要,却忽视了世界的败坏与堕落是人性的罪而至。尽管人们很容易指出居于制度中的罪,却会对自己的堕落,自己的罪的影响视而不见。当抗议社会不公成为基督徒成为敬虔生活一部分的时候,人不自觉会视自己为一个绝对的公义者;神的大能,神的主权,罪得赦免,过圣洁生活的必需性往往会被忽略;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此落了空。
圣经的主线聚焦于个人心中罪;圣经一再强调罪的普世性(罗1:1-23,2:1-16. 5:12)。全人类,无论是有律法的还是无律法的,无论是受压迫者还是压迫者,都犯了罪。这意味着所有的人在神的审判之下。注意乘龙怪婿2,抗议社会不公义者,与他们的对象是站在一个审判台上黄婉佩,面对一个审判者。必须认识到,陈蓓琪人类的冲突源于罪,全人类都因罪而受苦。任何对圣经的诠释,若拒绝或忽略这个事实,无论他怎样正义,他怎样无私,甚至他怎样殉情,他都有可能面临在神的永远咒诅之下。

3、拉美教会的“解放神学”备受自由主义神学影响,试图透过教会影响国家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神权国度,由此产生了一些“殉道”主义者。可细加分析,这与回教的神权思想,与回教的舍身成就“神的国”的律法行为,有什么区别?神不许任何基督徒像回教徒那样作为审判者面对世界的罪恶。相反的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纳税给政府,而且以神的大爱与主权承认“压制信仰自由”的罗马政府统治的权柄是从上头来的。
圣经从来没有号召基督徒去清剿制度的恶;却让人顺服任何包括压抑人类心灵的砖制制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的信息指出人心是根本的问题;人的问题不是制度,人不可能在制度的层次上与神相遇。虽说从法律角度来看,政治权利是公民的最基本人权之一,然而神却不喜欢基督徒以此为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地告诫以奴隶身份信主的基督徒,不要去刻意去改变身份,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因为人在任何的位置上都可以事奉主,都可以荣耀主(林前7:20-21)。保罗拒绝人改变社会制度,却要求人与人在关系上要有内在的改变;因为外在制度的消除,不等于内在关系上的变化。保罗在腓利门书中也有同样的表达。

制度的改变与否并非是神的旨意;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具备永恒价值;制度也是神借以磨造基督徒生命的外在环境。民主制度固然很好,可是民主制度并不能消弭人的罪恶,不会让人更为圣洁。在西方,民主自由给福音带来的负面作用,远远高于给福音带来的正面作用。
4、教会是神的殿,是基督的身体。以高扬社会公义为己任的解放神学家完全篡改了教会的性质,使教会成了政治团体,成了革命党。教会应有的属灵意义荡然无存。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乌龙学院,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将门淑媛,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2:20-22)这些出自圣经上的教训,在他们眼里都已不是圣经的教训了。
不能否认圣经的教训具有影响社会影响力。改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改善人的生存环境等有其意义唐宁街10号 。基督徒当然不反对民主自由、社会正义。但那是政治领域方面的事。政治团体,政治党派可以做,教会不可以。争取自由民主很吸引人,可那不是教会的使命,甚至争取信仰自由也不是。
主耶稣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政教分离,这一最基本原则,连许多非基督徒都耳熟能详,但解放神学家们却视而不见。当教会成为政治主导的团体的时候,教会与政治团体就发生了重叠,带来一个最大的悖论是教会与世界的分界线不存在了。教会是神的圣殿,里面只允许存有属灵的事物;当教会被赋予政治使命时,就相当于把不洁之物带入了圣殿,神的殿就此就要遭受污秽。
教会的中心任务就是传扬福音、造就门徒,见证基督,不是参与政治。千万不要想自己可以代替神去争取什么,无论世俗政权怎样变迁,怎样对待教会,神的国都将永远长存;因为这是天父掌管的世界。
四、复制的历史

黑格尔说过,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肯接受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当年“解放神学”运动在拉美做走过的错路,历历在目。谁曾想,其“信仰实践”今天又复制在国内一些教会上。虽然他们还远未达到当年拉美倡导“解放神学运动”教会那样的感召力和普遍影响力,但呈现出来的态势已不容忽视。
当年拉美教会面对的是一群饥渴饱足的社会底层会众,而今国内这些教会面对的是一群饥渴政治权利的社会知识分子会众。
近十几年前,许多经历过89一代的知识分子,以及具有现代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教会。这既喜又忧。喜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归入基督的教会,增添了教会的新鲜的血液,改善了内地传统教会的知识结构。可忧的是,他们在社会里发觉政治变革的呼声得不到共鸣,当他们来到教会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片独立于社会资源之外的“新天新地”。他们的“老我”,一样会让他们落入中国传统的“信神即用神”的宗教功利主义之中。当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耶稣的时候,就会把世俗的政治运作经验带入教会,作为当下教会的信仰实践。这样教会就成了政治的舞台。所以就不难理解,这样的教会为何在区区几年之内,人数就会猛增。很多时候,未必是神的道的吸引湖北大鼓,而大多是政治信息满足了许多怨恨于社会现状的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

王怡信主前便是一个民主人士,宪政学者,信仰似乎没有改变他的社会关注,反而强化了他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他曾直言:“信主之前我一直写作,我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公义、自由和民主”。(王怡《“我在为基督写作吗泰有趣?》)
王怡初信不久就表达过这样的立场:“认为宗教信仰不能介入和影响社会、文化、政治和国家,这是一种无神论的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背后恰恰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维,即国家与无神论宗教的合一。”(王怡《反对同性恋婚姻违背“政教分离”吗》)。至今仍在坚持:“教会作为一个信仰共同体,事实上扮演了未来的市民社会的一个雏形和样板的角色。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持守和捍卫这个独立的属灵身份和独立的社会地位,用表面上的失败和亏损,去面对政治挑战,并且带着祝福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心。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构成了对我们所在的国家的政治挑战。”。(王怡《当前中国家庭教会的政治挑战》)
从秋雨圣约教会卷入政治化的路径来看,其依赖的神学与“解放神学”非常相似,既试图透过教会来影响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以便在现实的世界中建立神掌王权的国度。除了上山打游击,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的信仰实践,他们都在践行,或者准备践行。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互动关系,可是人不信的恶心却是处处相连。

面对秋雨教会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当记得:“每当教会开始热衷政治时,就是教会开始堕落时;每当教会悔改回转与政治保持界线时,就是教会复兴时,这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中,已经有过数次的循环”。
——前车可鉴,有耳的应当听!
(注:本文有些敏感词为求审核通过,不得已以符号或白字代替。见谅!)
IsaccCui
5/3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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