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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笔记【考古研究】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博通社

发布时间: 2020-08-05 浏览: 211

【考古研究】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博通社


杜宇按: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学历史与考古社团,博通社全体成员对张先生的去世表示深深的悼念,特推送其弟子赵宾福和高蒙河在2014年张先生八十华诞的时候的文章两篇——《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数据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以示对张先生表示深深的敬仰和思念,愿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2014年8月5日,是张忠培先生的八十岁生日。屈指算来,先生自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到现在,从事中国考古学事业已经有62个年头了。这62年间,他在北京大学认真地学习了9年,在吉林大学忘我地奋斗了26年,在故宫博物院坚定地拼搏了27年,前前后后经历了一段不凡不俗的人生旅程;这62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考古学生,变成了一个知名的考古学者,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实实在在踏出了一段有迹有彩的学术之路。
作为张忠培先生的弟子,我深感老师的学术思想是深邃的、学术视野是宽泛的、学术著述是丰厚的、学术贡献是多元化的。深知总结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好地把中国考古学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我们理应效仿张忠培等一些先生不断研究和总结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尹达、夏鼐、苏秉琦、宿白、邹衡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学术智慧与敬业精神的做法,同样认真分析和探讨他们这一代人对中国考古学做出的学术贡献。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借导师八十寿诞之机,从三个方面粗浅地谈一点儿我对张忠培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和认识。
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考古学发展的基础。能不能独立主持并科学地完成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是界定是非考古学家的一项重要标准。实践证明,我们既不能因为有其他学科的学者运用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研究了某些方面的问题就把他们说成是考古学家,也不能因为考古学借用或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方法而混淆了考古学与它们的区别。田野考古工作,需要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和《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和规定进行。如何设计和主持好田野考古项目或考古工程,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和认真总结。张忠培先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参加了北京大学在陕西华县、渭南开展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又在河北、山西、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多次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教学基地建设与研究项目的实施。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科学高效的“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系统地探讨一条河流或一定地区的文化系列与谱系以及社会进程的问题。
所谓阵地战就是定点的大规模发掘,目的是解决一个遗址出土遗存的编年序列,搞清楚这遗址中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遗存的空间结构与格局,并将这遗址现今所在的地点即村落建设成能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根据地”,以支撑在该遗址相关地区或一条河流流域内开展运动战与游击战。运动战是选择一定的遗址进行试掘,以填补定点大规模发掘的遗址中所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故阵地战和运动战是摸清一定地区或一条河流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社会进程的有效方法。游击战是在定点大规模发掘遗址所在地区的河流流域内开展普查,以了解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的遗存分布状况。
可见,张忠培先生的阵地战、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是以地区或河流为单位,由点到线,从线至面f0值,谋求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谱系关系、文化与社会进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是张先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从陕西华县与渭南的田野考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后来到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又在张家口及晋中等地的考古中予以运用与发展,并取得了成功。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仅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中予以运用推广,而且也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学正规军和中国考古学主流学者群开展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工作方法。
点线面、时空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中国考古学治学之道
做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必须明确这样几个前提:一是中国有百万年的发展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史情”。二是中国幅员辽阔,东西经度跨度很大,官场笔记南北纬度跨度也很大,在地大的同时还多山、多水、多原,沿海和内陆区别也很明显,这是中国地理的一个基本“地情”。三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经过历史上无数次的碰撞、交流和融合,至今形成了以汉族和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和文化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无极剑仙。从中国的“史情”、“地情”、“国情”出发,苏秉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的考古学只能按“块块”搞、按“条条”搞的伟大学术构想。所谓按“块块”搞,其实就是要在空间上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先注重区域特色和差别,然后再做区域间的横向比较。所谓按“条条”搞,就是在每一个区块当中先注重文化序列和分期编年研究,把工作重点放在年代早晚和时间坐标的建立上,然后再进一步考察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之间诸文化遗存的亲缘关系和演进格局。把“块块”和“条条”综合在一起来搞,就是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
作为苏秉琦先生的学生,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aiqiy,脚踏实地、务实求真地郭劲岐,循序渐进、一步一阶地,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走出了一条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并具特色的“点线面、时空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中国考古学治学之道”。
说他“脚踏实地、务实求真”楚汉争鼎,是指他的一切学术研究,从来没有脱离过考古实际,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中、外教条主义。始终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主张“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始终坚持考古学的史学传统,追求“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学术路线。用圈内人能听懂的话说,他是一个“灰头土脸”、浑身沾满了泥巴的考古学家。用圈外人比较时髦的话说,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学者。
说他“循序渐进、一步一阶”,是指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和学术成果体系的形成,遵循了从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回到微观的原则。遵循了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原则。遵循了从“时、空、物”到“时、空、人”的原则蒙特利尔事件。正是这种治学之道,使他从渭河流域考古扩大到了全国考古,从史前考古扩展到了中国考古,从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走上了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从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阶段研究走上了考古学文化的国家形态及其发展阶段研究。从张忠培先生的治学方法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会写文章不等于会做学问,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查资料、看书、写文章是“搞科研”,走从点到线到面的科研之路是“做学问”,取得点、线、面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科研成果是“做大学问”。
说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是指先生自18岁开始从事考古学事业以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学习或工作,都能始终坚持以学术研究为第一天职。无论是处于青年时代、中壮年时代、还是老年时代,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学术追求。无论是处于个人事业发展的高潮还是低潮、顺境还是逆境、得意还是失意,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学术信念和理想。不言弃,更不放弃。
总之,张忠培先生的学术成功,是方法和路线的成功,是理想和信念的成功,是见识和胸襟的成功。正是这种成功,让他成为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界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践行者和领路人。
方法论、学术史:两学三论,三个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定位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是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考古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形成的过程。张忠培先生在注重考古学实践探索的同时,十分重视学术史和方法论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两学”、“三论”的深化和完善,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三个时代”的划分和把握等方面。
“两学”是方法论,具体指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关于考古层位学方法,他在前人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地质地层学和考古层位学之间的区别,概括了考古层位学的基本内涵,总结了层位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段,提出了田野考古发掘应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关于考古类型学方法,他和苏秉琦先生一样,都旗帜鲜明地指出考古类型学在研究方法和作用方面,均与古器物学或金石学视域下的类型学存在本质的区别。孔垂燊认为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层位学为基金学伟础,不仅可以研究遗物还可以研究遗迹,不仅可以做纵向分析还可以做横向分析。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了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四个作用和研究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六个原则。从自己的研究实践出发,概括性地总结了对陶器进行研究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三论”是考古学理论或学说超级成长仪。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在其撰写的张忠培先生传略中,将张先生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学术贡献,阐释并总结成了新的“谱系论”、“文化论”和“国家论”。依我的理解红楼艳史,“谱系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化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国家论”是关于如何对国家起源、形成及其发展阶段和各阶段所表现出的特质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理论。这三个理论,是张忠培先生在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学说”、“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道路学说”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后形成的新思想和新表述,是对苏秉琦先生“一论两说”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发展中的苏秉琦理论。“三个时代”是学术史。在张忠培先生的著述中霍天都,有好多是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代著名考古学家的学术评论。通过写人、评人,实现了分期、评史的目的。他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划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安特生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肇始期,第二个阶段是以梁思永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形成期,第三个阶段是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成熟期。认为当今的中国考古学仍然处在苏秉琦时代,苏秉琦先生的理论和学说仍然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学术思想。基于以上三方面的梳理分析,现对张忠培先生的学术路线和学术成就,提出以下两点认识:第一,时空是他的学术视角,比较是他的学术方法,透物是他的学术追求,见人是他的学术目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把死人说活”是他的学术路线,也是考古学研究历史的途径和追求。第二,基础研究、专题研究、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不同层面。从张忠培先生取得的学术成果来看,涉及到了所有的层面和领域。如果把只做理论研究而不做实践探索和基础研究比喻为无根之草,把只做实践探索和基础研究而不上升到理论研究比喻为无果之木,那么张忠培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是一棵根深叶茂、花艳果丰的大树郭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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