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哥崔文印：古籍善本的整理与校勘-点滴聚合

力学哥崔文印：古籍善本的整理与校勘-点滴聚合

力学哥首先说善本，清末张之洞在《輶轩语》总二○《读书宜求善本》中说：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精校、精注）精校、精注；三旧本（旧刻旧抄）。
张之洞的这一说法，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所以，1985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说：
版本目录学上关于“善本”的含义，向来是指精加校雠，误字较少的版本或稀见旧刻，名家抄校及前贤手稿之类。（见该书《前言》）
看得出，这与张之洞的说法基本上没有出入。总结以上说法，我们大体可以这样说：
①有校勘价值的善本不一定是旧本，但一定是足本。
②有文物价值的善本，一定是旧本，但不一定是足本，也不一定有校勘价值。
③一般来说，不少善本，大都既有校勘价值，又有文物价值。
我们整理古籍选择底本，强调的主要是第一点，尤其是“足本”这一因素，更需十分注意。因为东西虽好，不成完璧，终是最大的遗憾。如宋本《册府元龟》，好虽好，但只剩了几百卷，而明刻此书，却有一千卷之巨，完整无缺，哪个更实用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为什么要选善本作底本呢？底本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我们所讲的底本，是古籍整理概念上的底本，与以往所说的底本概念有所不同。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称，在宋代，“凡公家文书之槀，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清人段玉裁在《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中亦称：“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这里说的底本，是指贾逵、孔安国、陆德明、杜预、郑玄等所注诸经之原本，也与我们说的底本不同。
我们所说的底本，是指新古籍整理本的蓝本，也就是说新的古籍整理本的文字，基本上就应是选定的底本的文字。所以，校勘时诸本之间不能“择善而从”，而必须保持底本的基本面貌。它本文字优长之处，可用异文校记予以表示。只有在底本文字不能读通的情况下，才可据它本文字予以校改。南宋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朱熹批评他说，其校勘“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它本虽善，亦弃不录。”（《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这“尤尊馆阁本”，正道出了方氏校勘《韩集》是以馆阁本为底本的，底本在校勘中，处于“独尊”的地位，因此，底本需要慎重选择。整理“二十四史”，大部分即采用的这种类型。讲到这里，底本为什么要选善本，就容易理解了。
不采用底本的校勘，则与上述正相反，它虽也用一个本子作为工作用本，但这个本子没有“独尊”的地位，校勘时，诸本之间可以“择善而从”，而且版本之间的采摭，一般不写校勘记。这样，新整理本的文字，就是由该书各个版本的文字拼凑起来的，它既不是甲本，也不是乙本，而是一个兼备各本之长的新本子。
上面提到的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其校勘就是这种类型。他说：“故今辄因其书（指方崧卿《韩集举正》），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基本上道出了不采用底本的校勘特点。这次整理“二十四史”中的《南史》、《北史》、《隋书》等，都是采用的这种类型。南、北史的《出版说明》说：
我们这次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采用百衲本 （即商务印书馆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残卷。版本异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隋书》的《出版说明》写道：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我们这次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一、宋刻递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二、另一种宋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五、明南京国子监本。六、明北京国子监本。七、明汲古阁本。八、清武英殿本。九、清淮南书局本。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
这两个《出版说明》，前者是武汉大学历史系陈仲安先生所写，后者则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阴法鲁先生所写。这两个《出版说明》都指明：版本间的校勘，择善而从，并且不出校勘记。这正是不采用底本校勘的特点，同时，这也是它的缺点，这样不留痕迹的改来改去，连整理者自己恐怕都说不清楚，究竟何处据何本而改，这是不可取的。
一般说，在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版本之情况下，大都先选定底本，再进行校勘，即采用有底本类型的校勘。如果情况正相反，比如，好的刻本残缺严重，其他版本，又难以找出一个较好的“善本”，而是各有所长，在这种情况下，大都采取不要底本的校勘。为了区别于底本，我们称不采用底本校勘而在工作时使用的本子，为“工作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暂假本”，即暂时借用的本子。
校勘类型确定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确定主校本和参校本。所谓主校本，顾名思义，即以它为主的校本，这种本子也叫通校本，即全书从头到尾都要核校一遍。参校本则不同，它只是用来在疑似之处加以参考，不必通书都校。要确定主校本和参校本，就要弄清版本间的递嬗关系，或者说，弄清版本的源流系统，找出每个系统的祖本，即最早或较早的刻本。根据“书三写，鲁成鱼，虚成虎”的规律，一书刊刻的次数越少，其讹误，相对于以后的刻本来说，就会越少。因此，用祖本主校，其他参校就可以了。之所以用祖本以外的本子参校，是考虑到，不少刻本，在刊刻时，确实也改正了以前刻本的若干错误，因此，不能完全弃而不顾。
什么是校勘呢？我想这个定界需要搞清楚，这是任何科学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我本人这样理解校勘：
通过一书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写本、简册和唐以后的抄本、稿本等）和它书的有关记载，以及一书前后有关文字的核对，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讹误、衍脱、倒置、重文、错简及其它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以及指出有关记载的疑似问题，这就是校勘。（《中国历史文献学》76页）
顺便提及，从目前情况看，不少人把校勘错误地当成了校对，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校勘，是古籍整理的一个带有学术性的工作，而校对，只是一个出版环节，它的任务是保证校样必须和原稿一致。二者虽都有“校”字，但内涵大不相同，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近几年来，我惊奇地发现，不少人讲校对，概念并不清楚，他们所讲，在很多地方都与校勘是混同的，甚至把校勘当成了校对。更可悲的是，这些概念十分混乱的文章还得了奖。必须强调，“校勘”，只是，也仅仅只是“古籍整理”范畴的一项工作。看来，目前强调一下它的性质还是很有必要的。
晋代的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内篇卷十九《遐览》中说：“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梁代的庾仲容，曾取周秦以来诸家杂记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语，为三十卷，名曰《子钞》，唐代的马总，以为此书“繁略失中”，于是复加增损，成了《意林》一书。今传本的《意林》卷四，亦有《抱朴子》中那句话，不过，“虚成虎”已成“帝成虎”了。而到了宋代真宗时修《太平御览》，“鱼成鲁”又成了“鱼成胄”了。六个字的谚语，几经传抄，就错了两个字。《吕氏春秋·察传》还记有一个故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这所谓“读史”，显然读的是当时的史官记录，不会有太多次的传抄，而仍然有因形近而误的错误，古籍的流传更可想而知。汉成帝时，刘向校理中秘藏书，发现的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等就是这类情况。前几年，有人大作文章，说传统认为出自《老子》的“大器晚成”，错了，当如竹简或帛书上所写“大器免成”，其实，“晚”与“免”和“赵”与“肖”是同一类情况，都是传抄时产生的差异，不足为怪。
所谓衍脱是两种相反的错误类型，衍是抄多了，把不是本文的文字掺杂了进来；脱则是抄漏，把本是本文的文字抄丢了。关于衍文，我总爱举《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的“郢书燕说”。这个故事说：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这“举烛”二字的误书，就是衍文。这种情况，古书多有。例如《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原有下面一段话：
居位几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号贤相焉。大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谥武定。
但是，《纥石烈良弼传》分明写着：“（大定）十八年，表乞致仕归田里……是岁，薨，年六十。”所以，在他死三年之前的“大定十五年”，决不会预先给他顶一个谥号。考本书卷八七乃《纥石烈志宁传》，其中记云：“（大定）十二年，志宁有疾……是岁，薨……谥武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足见，这是把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的传文，误记到了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的传文，应该予以删除。
相对来说，史书中的脱文，即抄漏的地方更为普遍。1988年，笔者在南京图书馆，用《己卯丛书》排印本《靖康稗史》，校藏于该馆的丁丙抄本《靖康稗史》，发现较长的脱文往往脱去文句的末一字，与误接正文的末一字或几个字相同。如：
（一）《开封府状》：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名单中，“罗才人二十岁，名醉杨妃，即罗夫人”。之后，脱去“程才人十八岁，名云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误接的正文，与脱掉的文句末尾，都作“夫人”。
（二）《宋俘记》：昏德长女条，“玉盘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之后，脱去“三年十二月殁。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凡十九字，两者末一句竟完全相同。
倒置就是把两个字或几个字的顺序写颠倒了。这种情况，我们在平时抄、写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碰到这种情况，往往在两字之间画一乙号，这个符号颇像甲乙丙丁的“乙”字。故校勘学上，称这种情况为“乙正”。如《金史》卷二《太祖纪》，有一条校勘记写道：
斩统军实娄于阵 “实娄”原作“娄实”。按本书卷七一《斡鲁古勃堇传》，“与辽都统实娄战于咸州之西，败之，斩实娄于阵”。《辽史》卷二七《天祚纪》亦记天庆四年十二月“南军诸将实娄、特烈等往援咸州，并为女直人所败”。今据乙正。
关于重文，这里主要是指史实上的某些重复记载。如《金史》卷十一《章宗纪》，泰和三年（1203年）十月庚申，“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但是，同书卷十《章宗纪》，明昌四年（1193年）八月辛亥，亦明记“国史院进《世宗实录》”。十年之间，不会再进“世宗实录”。一般认为，这次所进，应是章宗的父亲《显宗实录》。需要指出，史实只有一个是真实的，重复的记载，其中必有一个是错误的。
关于错简的问题，我们只是借用了这个名词，专指把文章抄错乱，或张冠李戴的情况。例如《大金国》卷四十《许奉使行程录》，有如下一段文字：
第二十七程，自沈洲七十里至兴州。
契丹阿保机破渤海国，建为东京路。自此所至，屋宇虽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离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
不难看出，第二十七程末“离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里，至咸州”共十八个字，应该是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的进一步说明。是第二十八程的开头部分，这里却错抄在了第二十七程之末。
类似以上这些错讹，都要通过校勘来解决。从《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整理情况看，大体采用两种不同类型的校勘，一种是采用底本的校勘，一种是不采用底本的校勘。
采用底本的校勘，是一种较为普遍使用的校勘类型。顾名思义，所谓采用底本的校勘，就是在一书诸多版本之中，选择一种较好的版本，作为该书的底本。
（文章转自网络，欢迎读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