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哥崖下多处神奇清泉汩汩涌出 甘肃一寺庙四周山崖陡峭-甘肃省文物局

力学哥崖下多处神奇清泉汩汩涌出 甘肃一寺庙四周山崖陡峭-甘肃省文物局

力学哥
残存的唐代藻井，色彩艳丽,十分漂亮。（图片来源：中国甘肃网）
法泉寺石窟中悬空的栈道（图片来源：中国甘肃网）
[原标题]千年古刹法泉地灵
甘肃省白银市境内的寺院庙宇不少，但拥有千年以上的古刹却不多。创建于北魏时期的靖远法泉寺，在宗教传承的时空纬度上，绝对是白银境内独一无二的一处宗教圣地，文化积淀深厚。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同友人一起游览了这座千年古刹，在阵阵梵音中领略了宗教文化带给人们的心灵慰藉。
跨越1500年时空，法泉寺的前世今生
法泉寺，在今靖远县东湾镇杨稍沟口的红山岔中，又叫“红山石崖禅寺”，距离县城约十公里，古有“法泉地灵”的称谓，为靖远古八景之一。
在我国西北佛教发展的历史上，佛门曾以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为上院，而以甘肃省靖远县的法泉寺为下院。两座千年古刹同处丝绸之路，彼此遥相呼应，法泉寺最初以“法门”立说；从地貌特征而言，法泉寺所在的红山岔四周山崖陡峭突兀，山崖顶部童山秃岭，但神奇的是，山崖下却有多处清泉汩汩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眼，分别为“墨池”“月牙”“龙骨”，这三眼清泉被当地人视为灵泉，法泉寺又以“清泉”立说。取“法门”为上义，取“清泉”成下义，两相结合，遂成靖远法泉寺的寺名。
法泉寺始建于北魏，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与陕西法门寺同承一脉，属中国佛教百大名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法泉寺见证了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历尽了风雨沧桑。
法泉寺因寺身被石崖环抱，远看恰似一把古铜大锁，因而寺院所在地又被称作锁口。南北朝时，佛教已盛传中国内地，据说菩提达摩曾魂示锁口居民，在红山石崖修佛造窟，以求四方众生得到庇佑，法泉寺就在此时得以初建。
据《敬德监修法泉寺碑记》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梦中见孔圣演化，西北方向佛气泛泛。翌日早朝，钦天监袁天罡上殿奏本曰：夜观天象，会州东南出一道佛光，空中宝塔金光灿灿。唐太宗派敬德查询，佛塔显像圣地正是会州锁口，于是朝廷派敬德监修。法泉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规模扩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唐初大将尉迟敬德监督修建法泉寺的石碑，今已不知所踪。
明代成化十二年(1477年)，固原兵备副使杨冕撰写了《修红山法泉寺碑记》，他写到：“靖远卫去城东半舍许，有山曰红山，山之隅有寺，曰法泉。创自前代莫考其详，但据开城景云寺(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境内的须弥山石窟)碑云：‘宋崇宁五年，尝钦赐度牒(度牒是僧尼出家由官府发给的凭证，有牒的免征地税、徭役。)五百纸，至会州大红山岔法泉禅寺，遣僧党真巴赴西安(北宋时的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吉境)，隶下景云而给之’，则知法泉为上院，而景云为下院也。”可见，法泉寺同陕西法门寺、宁夏景云寺是一脉相承的。法泉寺在历史上相较法门寺而言是下院，但相较景云寺而言却属上院，其历史地位是比较突出的。
杨冕在《修红山法泉寺碑记》中继续写到：“我大明开国，兵火之余，殿廊颓圮，佛像剥落，基址蓬蒿，石殿瑶室俱为土人畜牧之篱；唯石佛十余座，洞中风雨所不及，而金碧犹存焉者。”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至少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已有1000年历史的法泉寺，曾因战乱等原因，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另据《定西文物》记载，法泉寺历朝历代都有增修，但主要集中在宋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年)、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元年(1522年)和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年(1582年)，这几年分别都对法泉寺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并撰有相应碑文记述相关修建情况。
明代正统四年(1439年)，京师大慈法王徒弟桑迦班丹出游，西行至法泉寺，喜其“山幽而林茂，石冽而泉清”，以为“修行之善地，证道之胜境”，于是筹措资材，大加修缮。拓展旧址，创建了大佛殿，整修天王殿、伽蓝殿、观音堂，以及大门、僧舍等建筑，用砖石加固屋基，并在梁柱之上涂抹丹雘予以装饰，整个寺院修葺一新，美丽壮观。
景泰年间，靖虏卫守备房贵创建大殿、伽蓝殿。嘉靖年间，高僧圆明葺修废圮。万历十年，固原北寺高僧宽玉云游此地，喜其境幽地寂，可修戒定，同徒祖通凿地穿洞为僧院，依崖建阁，安置经藏。至清朝康熙年间，开凿石窟数十眼，时有天王洞、千佛洞、三教洞、藏经洞、鸿文洞、长者庙、觉世亭、卧桥、古塔、唐榆、宋柳、明钟等多处景观。
明末清初，印度游僧戈桑巴尼远渡重洋，来到法泉寺讲经说法，远近慕名求教者络绎不绝。藏族高僧桑加班丹曾主持法泉建寺修阁，收徒会友，盛况空前。清康熙年间，寺院占地面积达四平方里，拥有佛田千亩，分前寺后寺，僧侣多达1500之众，鼎盛当时。上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间，这里曾珍藏着转移到甘肃省的国家一级文物《四库全书》等古籍典章，无疑给这座千年古刹平添了些许文化底蕴。
由于法泉寺久负盛名，到上世纪50年代，法泉寺属国家二级文物保护单位，60年代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部队进驻法泉修建营房，虽然此时也保护了一部分石窟，但总体而言，寺院遭到了重大破坏，之后法泉寺被降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后，法泉寺迎来了维修与保护的新阶段。1988年成立了靖远县法泉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和法泉寺维修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当地著名居士张玉仙女士负责。张玉仙爱国爱教，布药济生，积缘贯资，立志修补法泉寺。在她的带动下，最终修复了23个石窟，补修了大佛殿、五方佛窟等，新建了紫轩阁、天桥、天峰塔等，补塑彩绘大小神佛像上千尊。还从九华山接来了8尊木雕像，从缅甸接来了5尊玉佛像，发掘出土了唐代的达摩祖师和两个童子的塑像，极具考古与文物价值。1993年，法泉寺恢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古刹重放光华。2004年，法泉寺被列为省级森林公园。
36个石窟，构成了法泉寺最具价值的“类同敦煌莫高窟”
靖远法泉寺景观既多且奇，美不胜收；然而在众多景观中，最具价值的奇异景观还是法泉寺石窟群。靖远法泉寺石窟与我省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著名石窟在凿修时间、雕绘风格等方面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协同媲美陇上，相映溢彩塞北。
法泉寺自北魏初建，后经历朝历代各代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不断开凿修缮，最终形成了今日洞窟连片、雕像丰富的奇观，寺中积累了数量众多的壁画、雕塑，其风格“类同敦煌莫高窟”。
法泉寺石窟群，依山开凿，分布在长约1000米、宽约150米深的东、北、西三面崖壁上，沟内有泉水流出。石窟大多为前殿后窟，一小部分是有窟而无殿，多数石窟阴深森严，独自入内，甚觉恐怖。石窟殿阁之上饰以飞檐，雕有走兽，且有琉璃瓦覆顶。有的石窟中，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孔子并排同坐，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生动写照。
从南端山门进入法泉寺，深沟将窟群分成东、西两面，西侧从南向北依次有药王庙、梵王宫、演阳宫、达摩洞、骨魂庙、观音殿、子孙宫、督刚庙至凌云塔；东侧从北向南，依次有地藏窟、天王洞、无量佛窟、觉世亭、聚贤阁、魁星阁、文昌阁、鸿文阁等。文昌阁悬于山崖之下，造型独特，气势雄伟。文昌阁下是文昌帝君洗笔之墨池，“墨池”乃法泉寺最为著名的灵泉之一，其中泉水清可见底。聚贤阁、魁星阁并列文昌阁两侧，是明代兵部尚书彭泽早年潜心苦读之地。
在众多石窟及其造像中，千佛窟、天王洞、达摩洞代表了法泉寺石窟的最高艺术水平，窟内保存有唐代以来的彩绘雕塑佛像及壁画等文物，其中有唐代所塑达摩祖师像一尊，保存完整，极其珍贵。
千佛窟窟深14米，宽9米，开凿于北魏时期。现由前后两窟组成，为支提式石窟，四壁开龛，龛内有圆雕、高浮雕、浮雕佛像。窟门有跏趺坐佛二尊，入门顶部绘有花瓣朝下的覆莲藻井一方，四周镶嵌层层花边，最外层缀饰彩铃和彩带，画面色调以蓝、红、绿、褐为主色，色彩绚丽，构图精美。
后窟正中佛龛内塑释迦牟尼说法像。释迦牟尼头悬华盖，结跏趺坐于正中，双手托钵，慈目低垂，面相丰圆，嘴角内敛，雍容端庄。佛的近侍是迦叶和阿难。右为药师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双手结禅印；左为阿弥陀佛，亦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双手结禅印。释迦牟尼塑像前为发髻高绾的观音菩萨。其左边为顶结五髻、手持定剑、骑在一头猛狮之上的文殊菩萨；其右边为手持法器、侧骑于大象之上的普贤菩萨。外侧是两尊菩萨，再外侧是两尊力士。东、西两壁，前壁塑有千佛浮雕和十八罗汉。其中十八罗汉造型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秃头袒胸，面相慈善，身穿长衣，手执法竹；有的面相威严，身着俗衣，双臂裹在衣服中；有的面带微笑，身着宽袖僧袍，右手当胸施恐吓印，左手执拂尘；有的身穿宽袖袈裟，右手当胸施礼供印，左手于脐前向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垫墩中央；有的双眉倒竖，正视前方，身穿宽袖僧衣，右手持净瓶，左手持禅杖；有的袒露右臂和胸，手持经典，低头阅经；有的身着宽袖僧衣，双手当胸持菩提佛塔；有的胸臂袒露，左手脐前捧僧钵。龛边塑有维摩诘经变图，画中维摩诘舒适地坐于方帐之中，手持尘尾，神态自然舒展。相对而坐的文殊菩萨则端坐于狮子宝座上，神情庄重，不苟言笑。
后窟门正中上方有一结跏趺而坐的释迦牟尼浮雕塑像，身着瓷蓝色宽大袈裟，面庞丰满洁白，眉额正中有一朱砂红痣，为唐代雕像。前窟正中为弥勒佛塑像，赤足结跏趺坐于蒲团之上，光头圆脸，裸露着肥硕的前胸和肚皮，方口大开，笑容可掬，双耳垂肩，通体乳白。
天王洞也是北魏石窟，为平顶式石窟，深6米，宽5米，三面开龛。中塑高约2米的天王像，紫红脸膛，双眉上挑，面色威严，头戴黄冠红缨，身着绿袍黄盔甲，红色官带系于腰间，黄色裙带结于腹前且下垂于膝下，长靴至膝，左手托塔，右手叉腰。龛前壁和南北两壁为侍者和佛的画像。两侍者均双手合十。其中一侍者脸部圆润，眉如弯月，双目低垂，俯视前方，体态丰满，宽衣广袖；另一侍者身着宽大僧袍，面容清癯，略带微笑，双眉呈倒八字状，双手合十于胸前。画像铁线银钩，笔法苍劲有力，为典型的唐代绘画风格。像下有长幅题词，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完全辨认，只能看清楚“法泉”“幽静”几个大字。
达摩洞也开凿于北魏时期，为平顶式建筑。达摩像坐北朝南，像前有木雕龛门，上悬“道阐东土”。达摩结跏趺坐于蒲团之上，头戴圆形禅帽，眉骨突出，双眉竖立，二目深陷圆睁，双耳垂肩，嘴阔鼻圆，眉毛头发卷曲，禅衣领至脐下，袒胸露腹，土黄色的裙子系于腹部，裙带于脐前打结。像后衬以牡丹浮雕，色彩艳丽。达摩塑像两旁塑有二伫立侍童，身材魁梧。右边的侍童袒胸露臂，胸戴璎珞，手捧供品；左童宽衣广袖，左手捂胸，右手执一麻鞋。佛像虽着中原服装，但相貌有着明显的异族特征。
法泉寺石窟，折射出厚重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石窟艺术博大精深，它凝聚着世界上几个伟大民族的智慧、审美意识和理想，也是几个古老国家的文明相融合的产物。我省地接西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我国佛教以及石窟寺艺术发展较早和兴盛的省份之一。省内石窟寺自西而东连成一线，主要有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寺以及麦积山石窟。这些艺术瑰宝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发出灿烂的光彩，他们的开凿起始时间属于同一时期，但在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又有各自的光辉。
靖远，在历史上为著名的丝绸北路重镇，也是西渡黄河的咽喉。最早创建于北魏时期的石窟是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晶，是南北朝以来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也是魏晋以来民众新思潮的体现。而外来佛教的传播和渗透，又成为这种思潮的载体和皈依。
靖远法泉寺石窟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与佛教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佛教自东汉传入汉地，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认同和接受。一方面，佛教的传教方式受到了劳苦大众的赞同，特别是贫苦老百姓觉得这些传教僧人才是真正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进而认识到佛教“普度众生”的理想境界和真诚。另一方面，上层社会人士则是观念上的认同。佛教“性空”思想受到魏晋以来玄学派的“本无”观赞赏，二者一拍即合，相得益彰。佛教学说迎合了北魏统治集团的意向，由被动信佛发展到自觉崇拜，这是北魏佛教发展迅猛的主要原因，也是石窟寺诞生的前提和社会背景。北魏统治者极力宣扬佛教，提倡佛教，把帝王、佛祖一体化，体现了佛政合一的政治原则。法泉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开凿，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南北朝时期，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结束了十六国以来的混乱局面，“丝绸之路”重新昌盛，崇佛开窟之风非常盛行。法泉寺临近黄河，又地处“丝绸之路”干道，在此时此地开窟造像，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了。
法泉寺石窟的造像同其他地方的石窟造像是一样的，筑凿的洞窟为支提式和平顶窟，有四面开龛、三面开龛、一面开龛等形式。龛中有圆雕、高浮雕、彩塑等形式。圆雕主要有佛像，浮雕则如千佛洞的千佛像，高浮雕则有装饰在佛龛上的经变图、龙头、凤首等，窟前有木结构斗拱衬承。
法泉寺石窟中，部分北魏以及明清建筑塑像都遭到破坏，保存较完整的是千佛洞。法泉寺的石雕佛坐像经破坏现仅留佛身，看不见佛首(现在佛首是新仿制的)，为跏趺坐状。石刻技巧粗犷有力，生动活泼，但没有铭文。在《靖远新志》里提到“此石刻甚古，疑是六朝人作品，唯石质甚劣，多半剥落。”立在大佛殿前的《法记》，以及《祠堂献匾叙文》等石碑，经历风雨浸蚀，剥落不全，但他却是寺内最珍贵的文物，石窟历史辉煌的见证者。
法泉寺石窟的壁画主要有佛像画、经变画、装饰图案及大量的故事画。佛像画是石窟中最主要的部分，主要表现各种佛像，如三世佛、释迦等；各种菩萨，如文殊、普贤、观音等；以及佛教传说中的天龙八部等各种不同等级的佛。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以浅显的通俗易懂的形式表现晦涩深奥的佛教经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变”。而用绘画的手法来表现佛教经典内容则被称为“变相”，也就是经变画，法泉寺石窟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内容。
法泉寺石窟在造像上，受到同时代的本土民族艺术的影响，人物造型开始打破西域模式，形成眉目开朗、面貌清秀、面带笑容的潇洒飘逸画风，但还有着明显的印度、西域的痕迹，“人物造型多是头戴花蔓或宝冠，曲发垂肩，面相椭圆，直鼻细眼，耳轮长垂，体态粗壮，上身半裸，胸饰璎珞……故事画中的世俗国王与菩萨相同，均为西域式衣冠，世俗妇女服装多为龟兹式……面部晕染采用表现明暗的凹凸法，即画史上所谓的“天竺遗法”，风格粗犷，色彩纯厚，造型整体而果断，线条苍劲，不强调细致的刻画。法泉寺达摩洞窟内现保存达摩佛像一尊，为坐状，突顶卷发，旁为两个侍者，天真活泼，一手捧麻鞋，一手持依仗，窟内都是牡丹纹悬塑，十分逼真，是法泉寺所仅存的唯一泥塑。
在雕刻技巧上，中国化和传统化是主基调，同时又毫不保守地吸收了外来的犍陀罗文化艺术。所谓的传统化就是继承了我国秦汉以来的雕刻艺术传统。从窟的造像和浮雕中都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的形体质朴浑厚、线条劲健有力的特点。窟中大浮雕就是汉代所创的以画面为突出地面的突雕手法。而窟的造像在突雕的基础上再向外突出，进而形成了立体的圆雕，以突出体现体雄姿伟。造像大小不同，神态表情的威严、恬静、狰狞的变化构成了洞窟的不同气氛。中西合璧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形象方面，仍保持外来犍陀罗式造像的遗风。
法泉寺石窟巨大的规模和磅礴的气势，不仅表现在窟容空间上，而且也体现在洞窟的造型上。圆角方形的洞窟，这样的造型无疑是一种天地结合的造型。北方游牧民族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广大劳苦工匠则把“佛的世界”世俗化了，这种穹庐造型是北方少数民族和黄土窑洞居室相结合的产物，这是把外来文化中国化之后，有地域化的具体反映。
总之，法泉寺石窟的内容比较丰富，通过各种不同题材形式，对佛教教义作了全面的反映。立佛的高大、挺拔、雄健给人以庄重威严的感觉。佛着双肩搭宽博袭装，这是典型的中国化宽衣博带服饰。从佛的面部表情看，脸形方圆，厚嘴唇，直而不高的鼻梁，已经少了鼻梁和前额平直的外来键陀罗式风格。弥勒菩萨高发髻，方形冠，体型修长，身着宽博袭装，交脚而坐，表情沉重。普贤菩萨表情和蔼，笑容可掬，雕刻线条流畅细致。标志着印度佛教中的男菩萨已向中国化佛教的女菩萨转化演变，反映出当时士族阶层审美理想对佛教的渗透。
法泉寺石窟，是老祖宗馈赠给白银人民的一处宝藏，但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匮乏，这处宝藏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今所能看到的资料，只是一些文史爱好者撰写的综述性文字。在甘肃省内及国内的知名度，也远低于其他石窟寺。我们期待着法泉寺拂去尘埃、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来源：中国甘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