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哥岳南的《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丨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北国风光杂志社

力学哥岳南的《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丨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北国风光杂志社

力学哥
莫言、杨振宁、茅于轼、柳传志读完叹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
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

岳南：《南渡北归——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岳南的《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丨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该作品自出版后便不断加印，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南渡北归》三部曲，是首丨部全景描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的史诗巨著。
所谓“南渡”，是指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北归”，则是指他们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评价：大师之后，难有来者

众多文史大家鼎力推荐。
莫言、杨振宁、俞敏洪、茅于轼、张鸣、李国庆、李存葆、朱向前、张志忠、刑军纪、徐贵祥、王久辛、赵琪、李炳银、王良瑛、彭学明、张颐武、何亮亮…… 联袂推荐；

柳传志曾表示：“岳南的《南渡北归》，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至今不能全面反思，令人尤为痛心。这套书尽量真实地从某一个角度描绘当年的历史，文笔也好，很好看，学习历史，政治家可以更好地治国，我们老百姓最起码可以做个明白人。”
杨振宁感言：这个书很不错，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注释那么多，不容易。我经历了那个时代，但有好多事不知道，看了这部书之后才知道。比如书中说的饶毓泰、叶企孙，他们都是我那个时侯的老师。在西南联大大三的时候，热学是跟叶企孙念的，光学是跟饶毓泰念的，他们两个人后来在中国大陆生命际遇很困难的时候，有些是我不知道的。岳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值得称赞。
莫言感叹：《南渡北归》有丰富的文史价值。那个时代的大师了不起，令人敬仰。
好书推荐——《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南渡》（增订版）
▲本书为最新增订版，未删节最全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隆重推出！增加十二万字增订内容，首次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照片，增加大量亲历者采访资料，如曾氏家族后人、刘文典等大师后人亲述。
▲精细校订，用心装帧，附赠特制手绘大师藏书票。适宜字号、排版，裸背锁线装订，更舒适阅读。用纸考究，典雅护封，典藏之选。
▲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
▲荣获《亚洲周刊》2011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冠，以及诸多大奖，好评如潮。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杨振宁领衔，众多文史大家鼎力推荐；
▲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岳南巅峰力作，作者耗费十余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并远赴台湾清华大学，更兼2015年重走抗战中大师内迁路，搜阅整理近千万字珍贵史料及亲历者口述资料，第一次全面描述了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记叙抗战年代学人的艰苦卓绝
再现国难当头大师的风骨典范


目录展示
第一部《南渡北归.南渡》(增订版)
序章烽火照京都
第一章往事再回首
◎慌乱大逃亡_019
◎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_026
◎大师云集清华园_030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_041
第二章英雄辈出的时代
◎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_075
◎从北大到柏林_080
◎狭路相逢_088
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四巨头聚会_105
◎从殷墟到龙山_111
◎人类星光闪耀时_117
◎胡适在摇摆中前行_123
第四章流亡岁月
◎战争催生的中央博物院_137
◎华北沦陷_141
◎炸弹落到梁家_146
◎清溪阁醉别_153
第五章弦诵在山城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_163
◎跑警报的日子_175
◎观音殿、尼姑庵的学者们_183
◎九州遍洒黎元血_189
第六章又成别离
◎小酒馆奇遇_213
◎胡福林神秘出走_217
◎挺起中国人的脊梁_226
◎滇川道上的行旅_232
第七章陶孟和逼上“梁山”
◎与毛泽东北大结缘_245
◎自立山头的甘苦_250
◎何处觅安居_256
第八章扬子江头的来客
◎庙堂之困_263
◎梅贻琦在李庄_271
◎一场特殊的考试_282
第九章似水流年
◎人生若只如初见_301
◎林徽因与冰心成为仇敌_310
◎老金千里走单骑_319
第十章大爱无言
◎状元府走出的才子_335
◎梁思永患病之因_340
◎在困境中突围_347
第十一章归去来兮
◎李济的哀伤_363
◎吴金鼎与城子崖遗址_367
◎考古界两只学术大鼎_372
第十二章三只新生代“海龟”
◎一代才女曾昭燏_383
◎伦敦大学的中国学生_394
◎发掘彭山汉墓_405
第十三章三千里地山河
◎三百年来一大师_415
◎天涯涕泪一身遥_419
◎由长沙到蒙自_428
第十四章南渡自应思往事
◎对花还忆去年人_447
◎北归端恐待来生_456
◎别了，蒙自_467
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
◎炸弹下的书生们_477
◎鸡犬飞升送逝波_484
◎残剩河山行旅倦_495
……
《南渡北归. 北归》（增订版）
第一章 闻道在蜀郡
◎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_001
◎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_009
◎ 结缘在山中_013
◎ 一代名媛沈性仁_018
第二章 小镇故事多
◎ 此情可待成追忆_035
◎ 由决裂到言和_041
◎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_053
第三章 山下旌旗在望
◎ 一号作战计划_067
◎ 一寸山河一寸血_079
……
◎归骨于田横之岛_005
◎傅斯年之死_010
◎胡适：青山就是国家_022
◎生命的最后机缘_030
第二章短兵相接_045
◎批胡运动悄然兴起_045
◎面对“人民的敌人”_050
◎再掀高潮_057
第三章胜利的牺牲品_077
◎但愿来生不姓胡_077
◎万叶千声皆是恨_082
◎胡思杜之死_088
◎胡适出任院长_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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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 （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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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皆｜以萧红为比照的丁玲
原创：李美皆

李美皆
以萧红为比照的丁玲
文·李美皆
（《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
1936年6—9月，丁玲正努力从南京国民党特务的软禁中逃出，两度到上海，但与萧军、萧红在上海未曾相遇过。1936年7月，萧红因与萧军感情上出现裂痕，离开上海去日本疗伤。丁玲1936年11月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是第一个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著名作家，受到高规格的欢迎。她提议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并担任主任，是当时苏区文学界地位最高的作家。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迁到延安，丁玲也随之到延安。同月，萧红从日本回国，与萧军关系略有好转。1937年春天，丁玲从前线调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成立，丁玲担任主任（有的称团长）兼党支部书记。1937年9月，萧红和萧军等撤往武汉，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同月，丁玲率领西战团出发去山西，在山西做抗日宣传工作五个月。1938年2月，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等由武汉来到山西临汾的民族大学任教。二萧与丁玲相识于战争中的临汾。
丁玲当时三十四岁，比萧红大七岁，比萧军大三岁。丁玲1927年一发小说就是头条，一举成名，而二萧是1935年成名的。1934年萧红和萧军的合集《跋涉》出版时，一篇署名小倩的评论文章《哈尔滨文坛拾零》中写：假如我们拿作者和已成名的文学家来比拟，我想悄吟真有些像丁玲呢！——这也是关于萧红最早的评论。所以，二萧对于丁玲可以说是“久仰”了，这是一次让他们兴奋的相见。萧军对于丁玲尤其仰慕，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名作家，更因为她是一位大气的革命者，领导着一个西战团，健康向上，充满力量。西战团隶属于十八集团军，是半军事化组织，基本实行军事化管理，对行伍出身的萧军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萧军是热切向往革命的勇士与力士，对于丁玲身上的光和热，自然感受更为强烈。萧军和丁玲都是向光性极强的人，很容易被点燃和照亮。从萧军1938年8月开始写、1939年3月完成的纪实作品《侧面》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化身为“段女士”的丁玲的仰慕。萧红从来只是文小姐，而丁玲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有强力的女性更能令萧军服膺。
3月，临汾形势紧张，民族大学师生撤退，二萧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产生分歧。萧军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拿笔的人，更是一介武夫，国难当头，更应去拿枪，尽匹夫之力。萧红主张各尽所能，作家应该守住作家的岗位。萧军一直是有英雄情结的，何况当时火热的抗日氛围裹挟着他，激荡着他，使他无法后退。就算逞一时之勇，他也要逞过了，心头那团火才能熄灭。而且，这也是萧军长期的夙愿，不要忘了，1935年萧红和萧军笔名的由来：小小红军。
萧红以为丁玲能够帮助她说服萧军跟随民族大学撤退，但她失望了。无论年龄资历还是当时所处的位置，丁玲的站位都比萧红高，比萧红有权威，所以，丁玲的意见对于萧军会更有效力。丁玲虽然劝他听萧红的，但同时也能理解他，因为丁玲刚到苏区时也是向毛泽东提出：当红军，看打仗！她也是先过足了红军瘾的。
神经质、稚嫩、软弱，这是丁玲解读萧红的关键词。萧红确实不如丁玲和萧军爽气，看她在旅日期间的信中反复叮咛萧军买一个枕头，就可以知道那种小女人的琐碎令萧军多么不耐烦，这也婉曲地折射出二萧分开的缘由之一。从源头上说，二萧不是一类人，而丁玲和萧军却是一类人，他们都是有粗壮灵魂的人。萧军曾表示：“我爱的是史湘云和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丁玲与萧红之不同，更重要的在于：丁玲经历了战争的历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与萧红相似的丁玲了，她早已超越了文艺女性的层面。此时的萧红与丁玲，成了两种女性的原型，简单地说，是“文小姐”与“武将军”的原型。“丁玲”无法回转身去变成“萧红”，“萧红”也无法向前一步变成“丁玲”。
胡风夫人梅志写到萧红对于丁玲的感觉：“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是的，萧红当然“吃惊和不习惯”。就算一直向往苏区的丁玲，刚来时也有一点不习惯，但经过一年多摸爬滚打的历练，她已经融入那种生活了。但丁玲身上那种为萧红所“吃惊和不习惯”的，却恰恰是萧军所喜欢和欣赏的。
丁玲曾说自己作萧军的政治指导员，说明她很有把握驾驭萧军，萧军也情愿为她所驾驭，而这是萧红办不到的。丁玲与萧军这两个充满生命野性的人，简直就像《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是天生匹配的灵魂伴侣。萧红一定感觉到了：萧军跟丁玲更默契。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之间的默契程度就超过了自己跟萧军的六年，那简直是一种同类之间的相认。萧军不听萧红的，却听丁玲的。他们性格相同，理想志趣相通，尤其当时萧军对于革命女性充满神往。在丁玲和萧军面前，萧红是压抑的。作为女性，此情此境，萧红不可能真心喜欢丁玲，这是可以理解的。
萧军对丁玲确实非常尊敬与信任，但这不代表有私情，萧军与丁玲此时当无超越友谊层面的男女私情，只是好感而已。萧军的不忠对于二萧婚姻的妨害，应该不包括萧军对于丁玲的欣赏这一点。固然，萧军对丁玲无所顾忌的欣赏会引起萧红对丁玲的隔阂，也可能使丁玲很受用，但基本上，丁玲是无辜的。丁玲对萧军也有好感，但不会大于萧军对她的好感。好感是不越界的。
丁玲比萧红大七岁，她在萧红面前自然会有个做姐姐的样子，绝不会让萧红感觉受欺负。萧红没有写过丁玲，但在临终前向陪护她的骆宾基多次谈到丁玲，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转述了萧红见到丁玲的感受：“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骆宾基向萧红说起冯雪峰未完成的长征小说《卢代之死》，萧红表示，胜利之后邀朋友们一同去采访和续写，她第一个想邀请的就是丁玲。
从女性情感本能出发，萧红反感丁玲几乎是必然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妻子池田幸子说，萧红从西安回到武汉以后，她询问过萧红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答道：“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固然存在性格差异，固然纤细的萧红难以认同丁玲的粗糙，但二萧与丁玲的微妙感情因素所起的间离作用，也是不言自明的。
后来，丁玲与萧军都去了延安，萧红去了香港。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在延安的白朗期待着萧红的到来，她相信萧红脱险后一定会奔赴延安与他们会合的。但萧红那时已病入膏肓。1942年1月22日，三十一岁的萧红于香港去世。恰逢香港沦陷，萧红的死显得格外凄怆。萧红的命运，竟被萧军不幸言中。临终，她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好朋友胡风的夫人梅志分析：“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三十一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萧红研究专家章海宁也说：如果没有鲁迅，萧红能否被上海文学界接纳尚未可知。所以，“白眼冷遇”，也许是萧红的敏感所致，与沦陷中病重的遭际也有很大关系，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看看张爱玲写香港陷落的《烬余录》中的极度冷漠，就可以想象萧红当时能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尽管文化界的朋友们已是尽力在帮她。客观上说，萧红青春期流离失所的生活以及窘困的生产，使她的身体元气大伤；又加上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性，辗转流徙的生活状态，使她孱弱的体质不得舒缓，导致最终的短命。
萧红病重和去世时，萧军和丁玲在干什么呢？
萧军正以作家俱乐部为据点，活跃在1941年前后快活繁荣的延安文艺界。这也是1942年2月整风运动前最后的放恣飞扬了。萧军和丁玲短暂的亲密关系业已结束，彼此都有点受伤感，所以，1941年的前期，萧军还偶尔想起萧红的好。
在延安，丁玲和萧军性情投合，在文艺观上也有共同语言，但在政治立场上，则有差异甚至鸿沟，这是他们亲密关系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丁玲是党员，萧军不是。萧军总觉得“他们党内要自己团结”，自己有被排斥的感觉。萧军谴责丁玲对她的同志护短和不客观，丁玲则觉得自己在萧军与组织和同志之间受夹板气。萧军在延安感到失落时，就想起了萧红，因为萧红理解他。萧军对丁玲不满时，就想起了萧红的好，因为丁玲抑制他，萧红鼓励他；丁玲有党性，萧红无党性。相比于临汾时，萧军对丁玲与萧红的评价来了一个翻转。人是很容易受制于一时之现实与幻象的。如果说丁玲与萧红代表了两种取向，那么，萧军在临汾时想要的是“丁玲”，那时丁玲是一个幻象，萧红是一个现实；而现在，萧军想要的是一个“萧红”，萧红就是一个幻象，而丁玲则是一个现实了。其实，延安在从前的萧军心目中，何尝不是一个幻象。
丁玲在悼念萧红的《风雨中忆萧红》中写：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丁玲与萧军的预感居然是一样的。
萧军晚年说：临终之前，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这样说的萧军，实在是心怀恻隐的，他在延安从胡风和舒群那里所了解的，都是萧红生命的末期在香港过得很惨，端木蕻良对她不好。虽然萧军的确曾粗暴地对待过萧红，但在生命见底之时，萧军的手，还是萧红最想抓住的、也最寄望能打捞她的那只手。但萧军对于她来说，已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由于战争的隔绝，萧红的死讯几个月后才传到延安。1942年4月8日，萧军日记写：“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萧军没写自己哭，有人就断定萧军没哭，并据此责怪萧军的冷血无情。事实上，4月10日的日记中，萧军贴了4月8日关于萧红去世的报道，以及4月9日在报道下面写的两行字：师我者死了！知我者死了！——“师我者”指鲁迅，“知我者”指萧红。萧军这种无觅“知我者”的寂寞，在他跟丁玲产生分歧时就已经产生了。萧红也成了萧军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整风运动之后的萧军，这种感觉会更强烈。
萧军4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舒群热心为萧红出追悼特辑。
我却很冷淡，我已经轻视这类的热情！
群是并不懂得我的心！其实他们一时感情激动，流几滴泪，很快就过去了，长久伤痛的还是我……
4月13日的日记中还写到丁玲，萧军说：
她现在是无中心的时候：在她前面正摆着三条前途黯淡的路，政治，文学，个人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到这时都要够受的。她暂时应该沉默。
萧军对于丁玲是有些低估的，丁玲写于4月25日的《风雨中忆萧红》显示，她没有萧军以为的那么软弱和黯淡。
1942年5月1日，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一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主持追悼会的是丁玲，萧军在会上做主要发言。历史的安排是多么戏剧性！
更在历史的舞台上悲怆地噎住的是丁玲。
3月31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刚刚挨了批评，4月8日，就传来萧红去世的消息，4月25日，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前，丁玲写了《风雨中忆萧红》。她写作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她首先借自然的风雨抒发了自己身处“絮聒”中的苦闷压抑，以及冲破这苦闷压抑的不屈的愿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之后，着落于自己情绪的地面：“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她内心当下的现实是：“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现实的东西是不好直抒胸臆的，紧接着她荡开一笔，说起天涯的故人：“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她写冯雪峰和瞿秋白，都是她所尊敬的友人。她写他们的可敬，也写他们的委屈，由可敬者的委屈，自然就延伸到造成他们委屈的一切，这样，就与她自己的委屈打通了。这时候，她才写到萧红。这篇忆萧红的文章，是在行文将到五分之二处才写到萧红的，可见，她是多么迫切地要去浇自己的块垒，她似乎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宣泄口。
萧红其实没有受到多大的逼迫，但丁玲要借她以及胡风这样的同志，来说出某种逼迫：“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丁玲写的是自己的处境；她的历史问题被审查，她的《“三八节”有感》被批判。
丁玲写道：“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这是否表达了自己对于告别“文小姐”时代而跨越到“武将军”时代的怀疑呢？但她又决然不允许自己怀疑。而萧红，无疑是她的“文小姐”时代的同类，当她去伤感一个时代的消逝时，当她在异类之中感觉到不适时，自然会倍感同类之间的贴心之珍贵，也痛感到遍扫宇内同类之寥寥。“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这一个萧红，就是丁玲作为“文小姐”的旧日自己，所唤起的，也就是对旧我的亲切感。“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这种感受与丁玲当时的处境联系起来，正好映衬出她在人人自危环境中的不得不世故的悲哀心态。
“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在临汾和西安时，因为萧军对丁玲的好感，以及丁玲并不反感这种好感，又加上丁玲已经比萧红多了一些历练，她对萧红就是有保留的。萧红对她，虽然也有一点微妙的隔阂，却是无保留的，毕竟丁玲比萧红大七岁，一般妹妹对姐姐，会更敞开一些。虽然如此，丁玲对萧红的感情无疑是深切而善意的，她笔下的萧红形象也是透明而真挚的。正如丁玲所写：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因为背后有萧军牵扯出来的感情丝缕，尤其在丁玲继萧红之后又跟萧军有过感情纠葛，她们成了同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女人，所以，丁玲对已逝的萧红的怀念，就不是一个女作家怀念另一个女作家那么简单了。丁玲对萧红，萧军对萧红，姿态大致是一样的：有悲悯怜惜，但没有崇敬。可以想见，因为某种微妙的关系，丁玲写这篇文章时得有多么费心拿捏，但丁玲拿捏到了满分。甚至超出了满分，因为她还浇透了自己的块垒，那些借怀念萧红而发出的弦外之音，实在是带有更多内心震颤的。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丁玲的这一段话，高度浓缩了她和萧红在道路选择上的差异，这是后人论述她俩时，必然着重的一个点。
1938年的延安，是一座青春之城，那里的朝气与大气，或许真的会使萧红健康硬朗一些。就当时而言，丁玲给出萧红这一建议是没有错的。或许，萧红在延安就不至于丧失生命。那么，对于一个后来丧失了生命的萧红来说，丁玲认为当初那个可能使她葆有生命的选择是更好的，所以，后悔没有力劝她来延安，这是讲得通的。
至于说，丁玲在那样的环境里都很苦闷压抑，萧军都无法见容于延安，何况萧红呢？这是另一个问题。
每个人的道路选择，其实已经由其成长历程和人生际遇所决定，就像一个箭头，尽管是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但箭头所示的方向，却早已注定。萧红看似脆弱，却有自己的执着，正如她自己所说，“在紧要的地方，我懂。”汉娜·阿伦特说：我从未爱过任何集体，我只爱人。这话好像也是为萧红说的。萧红只是要完成一个作家的纯粹使命，她不会去做战士，哪怕是“文艺战士”，她不会为某个集体的意志而写作，所以，不管丁玲怎样努力，她的“意见”都是不会改变萧红的，连萧军都没有改变她，丁玲更不可能。其他的朋友，比如舒群，也一样改变不了她。1938年，舒群在武汉编《战地》，萧红心情苦闷，经常到他那里去疏解。“往往是一到舒群的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便百无顾忌地躺倒在舒群的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每次去，舒群都劝她去延安。为此，两个人整整争吵了一天。”（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
萧军这个曾经试图把萧红拉到自己道上的人，一旦到了那条道上，不也感念起萧红对他的理解了吗？他是不是后悔没有做出萧红那样的选择？不，如果让丁玲和萧军再来一次选择，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萧军数次扬言要离开延安，不是终究没有离开吗？为萧红与革命擦肩而过感到遗憾的人，其实也不必遗憾，擦肩不说明问题，再擦肩一百次，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有时候，“差一点”并非表示量变，而是表示质变。
丁玲自身都觉得不适，还想让萧红来，这不是矛盾和分裂吗？可是，人不就是活在矛盾中的吗？分裂，不也是人生不能拒绝的状态之一种吗？萧红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就不会有矛盾和分裂吗？如果没有，她就不必到舒群那里去疏解苦闷了。人永远找不出只有一面的硬币，试图找出一面硬币的做法，本身就是违背生活辩证法的。
丁玲1939年写的《我怎样来陕北的》一文中，明显见出她对于红色陕北的感受是多么新鲜，感情是多么热切，闪烁着理想的光芒。她的《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战地散文，也出于同样的情感，有着同样的质地。然而，深入现实后，她产生了困惑，开始反思，她的《我们需要杂文时代》《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夜》，都有对阴暗面的思考与批判。与丁玲同时，萧红是写出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作品。你能说，萧红这些作品都是不可或缺，而丁玲这些作品就是可有可无的吗？如果真是可有可无，就不至于引起1940年代在延安、1950年代在北京对她的批判了。
丁玲既可以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作品，也可以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作品；既可以有《不算情书》那样的恋爱，也可以为儿女做棉鞋尽母亲之职。丁玲把个性主义、女性主义与集体主义融于一身，活出了几种不同的人生的总和。她比萧红的可塑性强得多。丁玲可以写出萧红《呼兰河传》那样的作品，萧红却未必写得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作品，从这一点上说，丁玲比萧红适合延安。
由于丁玲晚年留给文坛的“左”的印象，以及新时期以来文学去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无论从道路选择还是文学创作来衡量，肯定萧红否定丁玲，几乎成了文学领域的一种“政治正确”。丁玲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她因此成了时代的化石。萧红保持了与时代的距离，她因此没有被时代所塑形。历史无法更改，时代已然存在，我们能说，历史不需要见证，时代的化石是毫无价值的吗？也许，历史越远去，丁玲越会显示出她的意义，她的存在，将会产生超出文学史的意义。她完成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见证，她是知识分子与时代结合的一个极具考察价值的标本。她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她的道路选择和人生走向，就是一种动态的创作。
与萧军一样，丁玲也不承认萧红的伟大。萧军与丁玲都是努力把自己汇入某一种伟大与深广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会引萧红为同道，而看她是“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不管这是不是某种有偏差的理想主义，他们都是这样去追求的，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死去和未死的朋友们，因为这是他们的理想所系，这是他们的“真理”明灯。所以，尽管艰难，还是要向前。革命是没有退路的，她明白。屠格涅夫的《门槛》当中的圣徒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殉道的结果是什么，仍然选择殉道。即便终将证明是无谓的牺牲，这种悲剧的意义，也是圣徒的可敬之所在。
如一只鸟儿，在低气压之中仍昂首奋力鸣叫，倔强的丁玲终未气馁，从彷徨无地的暂时迷失中走出。丁玲忆萧红，强调的是“风雨中”。而结尾处，风雨已停，月亮浮上，明天将晴，我会安然睡去。要有多大的内心力量，才能从低抑中昂扬起来！这种写作，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才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力量。
《风雨中忆萧红》，行文冷峻，有力透纸背的美感；表达曲折又到位，从不无女性特色的执拗任性的抗诉，到终于透明的感奋，都语意饱满地传递出来了。现在有太多人拿萧红来否定丁玲，但是，单看丁玲这篇怀念萧红的文章，就足见丁玲的笔力并不在萧红之下，两千六百字，浓缩了太多精神讯息，以至于研究者分析它时，几乎都要整段地引用，而很难略掉什么。
鲁迅曾经说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电影《黄金时代》的导演许鞍华，最初想拍的是萧红和丁玲的故事，由于丁玲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后来改变了初衷。可见，丁玲与萧红，是在20世纪女作家中自然纠葛到一起的两位，对于她们的比较研究注定不能回避。与同一个男人萧军的关系，更使她们的比较研究别有意味。女性与女性，免不了对比，不管多么不喜欢对比。一个命运多舛逝于华年，一个饱经沧桑寿终正寝，又与同一个男人有着深浅不同的关系，把她们放在一起比，真的具有某种残酷性。但终究还是比了。比的不光是她们自己，她们的个性与情感，她们各自道路选择的代表性，还有她们与时代的交互，以及她们对于时代的折射。
渴望朋友，渴望死亡 | 严彬

卡米耶·柯罗 希神俄尔弗斯 Orfeu Conduzindo Eurídice
——渴望疼痛——
她要我给她买止疼药物。当她吃了止疼药，想象自己再也不会受到疼痛的困扰，就像一个精神病人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情绪——当有人就此踩了她一脚，她跳了起来，一个人在那里又哭又闹。她说：这群骗子，夺走了我的全部，只将疼痛留给了我，还不给我止疼药。
当她终于说，海面风平浪静，一个带黑色礼帽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什么也没做，径直走到她跟前，弯下腰，用两只手捧起她尖尖的下巴，轻轻吻了她的脸。
“你什么也没有失去——”他说。
“你还是老样子。”

The Land Baby John Maler Collier 1909
——渴望朋友——
没有人理会她的求助，任凭她趴在窗口叫喊，将渴望出门和希望有人来探望的信一封一封写出去，投进邮筒。她以为写了信，和那些旧日的朋友们说了，就会有人来看她，将她从那潮湿而吵闹的房间里救出去。她的希望落空了，时间证明了一切，包括预示和见证她从希望到无望，从无望到绝望，默默站在那里，坐在那里，躺在那里，一个曾经美丽无比的少女就这样坠落了，最纯洁珍贵的花就这样凋落了。没有人惋惜，将她送到这里和默许将她送到这里的那些人们早已清楚结局会是这样，那些登记簿、叫喊声和芳华疗养院身后一片宽阔的墓地就是明证。
回到十年前，更早一些，从她十三岁左右起，她又是一个多么光芒四射的人，每年有数不清的仰慕者给她写信，打听到她的住址，捧着鲜花、书籍和她的雕塑（哪怕是复制品）来到她位于提香街、芒村……她住过的所有地方……找她，只为远远见她一面，将鲜花放在她家门口（当然不是为了哀悼），极少数幸运的人会获得和她坐在庭院里聊一小会儿天的机会。那是她一生中大部分的时光，过着一个最著名的艺术家、最美丽的人应该拥有的最常见的生活。现在不同了，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了她的名字。陌生人不会再了解她。熟悉的人认为她作为某某人的太太已经疯掉了。她最亲近的几个人则选择了回避她、不谈她，一年到头也不来探望她一次，不给她写一封信。这种长年的冷落真的快要令她疯掉了。
她每月不停地往外面写信。只要她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就会将它写在纸上，作为一封信的开头。她握着钢笔，开始回忆与那个名字有关的一切。到了信的中间，总会开始提起她的近况，她过得如何糟糕，身体如何痛苦。最后她都会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说：
无论如何，请抽出时间，来探望探望我吧，给我带点点心、新出的书籍，看在我们曾经亲密无间的关系的份上。希望您还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卡米耶·柯罗 Ville d’Avray
——渴望死亡——
她希望有人可以把她杀了，用药物，或者将她悄悄带到河边，在桥上将她推到河里。那里的河面要又宽又深，因为她说，她一生最怕疼痛，对疼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容忍。她还常常缠着她的父亲，要他带她到集市上去转转。她那好心但可怜而穷困的父亲就问她想去集市做什么。她没有回答，只知道用手指抠着自己的嘴角。
她不能独自出门，因为医生对她的父母亲发出了严格的禁令，告诉他们这个女儿已经丧失独立行动的能力。她的精神状况实际上也很糟糕，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当她说什么，想要做什么，也不一定要满足她——当然了，要看情况，她也许会显露出歇里斯底症的表情，到了那个时候，就应该设法让她安静下来，满足她说出的愿望中一个最小的愿望。
她想有人将她的生命夺去，并且要用没有痛苦的方式。“无痛死亡”还没有流行，技术上做不到，她也无法收集安眠药，无法在狭窄的房间里帮助自己死亡。她认为有人要谋杀她，进而住进她的房间，冒充她的父亲母亲的女儿。她相信有人可能做到这点，这个人可能是她最敬慕的老师，也可能是她的某个智商突出的好朋友。
那一切需要实现的都没有实现，没有人去做什么。她整天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墨绿色的墙壁，等到下午太阳照进房间，她还在那里坐着，有时候会躺在床上，一日三餐有人送进来，她就坐在床上或者床边的小凳子上进餐。这个曾经全国有名的女艺术家看上去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用不着别人帮忙，很快，随便遇上哪天，她可能就要见上帝去了。看看她的面色，她不能直立的身体，她拖地走路的样子……
她活不了多久了，很快就要如愿了，如果谁是她的朋友，依然关心着她，就请为她祈祷，惟愿她死时没有痛苦吧。
作者：严彬
1981年生，湖南浏阳人，长居北京，微信号niaasai。
诗人，作家，已经出版过几本诗集和小说集。
人还好，对世界和人群有敌意。
一天常在不安中度过。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作家都是一个孤单寂寞贫穷的行业

理查德·耶茨长得就像他自己写的《革命之路》的男主人公弗兰克，略显文弱，看起来不张扬，温和又内敛，在众多有酗酒癖好的美国男作家那里，他看起来也最不像一个酒徒，这个酗酒者名单很长：爱伦坡、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卡佛、杜鲁门·卡波蒂、雷蒙德·钱德勒、契弗、布考斯基、凯鲁亚克……你只能问，在美国，哪个男作家不喝酒？然后得问是不是因为酒精过敏才不喝酒的。

男人的世界像是一个天生自带黑洞的事物，必须用酒精自我麻醉才能顺畅地在黑洞中存在。
谁是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的作者，《革命之路》的作者，美式中产阶级生活、理想与婚姻梦幻泡影的描摹者，一个结过两次婚、无一例外地以离婚告终并失去孩子抚养权的失败的男人，肺痨病人、自述“出出进进疯人院多次”的疯子，差不多每本书都被印成肥皂言情小说封面的时运不济者、死后才重新被从二手书和故纸堆挖出来的再发现的作家。
写东西的时日越长，你就越会给那种“这是个天才！”的断言打个大大的问号。理查德·耶茨的书重新进入美国国内读者的视野是因为作家斯图尔特·奥南（StewartO’Nan,1961—）的一篇长文《失落的理查德·耶茨世界》，发表于1999年的《波士顿评论》，此时距1992年理查德·耶茨去世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奥南提及“耶茨名下的九本书都悄悄下了架。”
七年而已，一个作家湮没于历史的尘埃，这不是一个作家的典型命运，一个作家的典型命运是，一生籍籍无名失意凋败。
下一个理查德·耶茨被关注的节点是电影《革命之路》上映时，那是2008年，昔日《泰坦尼克》的男女一号扮演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再度搭档，演出了书中绝望的夫妇弗兰克和艾波，人们延续电影《泰坦尼克》的爱情故事说，如果杰克在海难中没死，和罗丝结婚后，也就是弗兰克和艾波的状态，充满了激情的爱到了婚姻的环节，变成了烦闷、无聊、琐碎和空虚。

十八线通俗文学构建美好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止步于婚礼，后面的事情交给了理查德·耶茨这样的严肃作家来处理，弗兰克和艾波并非寻常夫妻，艾波婚前想做个演员，弗兰克心中有作家梦，婚后他们都只能走向正常人的轨道，弗兰克负责到公司上班养家糊口，艾波负责生儿育女打理家事，两人微微的反弹是买房子的时候，别人要中规中矩的独立屋，他们更想选择一个昔日的旅馆、马厩改造成的不那么规范的房子。
与其说，他们在婚姻中幻灭了理想主义，不如说，生活吞噬了两个昔日的文艺青年，选择婚姻就是选择更多人选择的寻常路，而一个家庭的出现，推动了他们身不由己地走向那条不归路，他们后来想出来挽回婚姻的模式是移民去巴黎，像昔日的海明威们那样，去巴黎寻找生活的新希望。这个“革命之路”，是他们两个家所在的革命路，语带双关。
有不一样的路吗？理查德·耶茨在这个小说中隐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心有不甘，想要闹闹生活的革命，最终还是被挟裹着、无可奈何着，回到那条正常的路途上，被自己革了命，泯灭了不确实际的幻想。他们如溺水的人，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去往弗兰克所说的人们生气勃勃地活着的巴黎，这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吗？这是一条真正的革命之路吗？

生活中的理查德·耶茨，确实曾经举家迁移到欧洲，拿着他此前参军去了法国后，在军队中感染了肺炎所发的补偿金，在伦敦，他也确实如艾波建议的那样，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他咳嗽、抽烟、喝酒，写作，像个真正的作家一样生活。然而，他的第一次婚姻在这个过程中解体了，之后的人生之路一样磕磕绊绊，他只是一个能出书的作家，谈不上红，也谈不上过得好，我们目力所及的能出书能发表的作家，从通俗意义上，都是仅够糊口而已，作家挣钱的能力也好，景气的运气也罢，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撞大运，这是一个孤单寂寞贫穷的行业，理查德·耶茨也不例外，特别是他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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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天两餐或三餐营养棒替代米面制品主食；
2.按饮食干预原则及食物选择指南选择荤素菜肴；
3.尽量避免酒水饮料和高甜度水果；
4.注意补充维生素和补钙。
5.玉米、土豆、小米、地瓜、藕和藕粉、燕麦制品等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望尽量避免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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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前半小时左右先吃两包营养棒，喝500毫升茶水或汤；正式就餐时荤素搭配着吃些菜，肉类（特别是牛肉、瘦肉）、水产海鲜、绿叶蔬菜等可以放心食用。尽量控制米面制品、淀粉糖类、酒水饮料和高甜度水果，吃饱为度，无须节食，不宜吃撑。
祝您 ：早日摆脱“肥胖、三高”的困扰，享受自己“健康的魂魄、均匀的体态”。

北国风光杂志社分享：
努力了才叫梦想，不努力叫做空想，你今天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这辈子最清晰的时光！
能激励你，温暖你，感动你的，不是录心的心灵鸡汤，而是身边励志志同道合、积极上进的一群正能量的人！
感恩遇见，感恩微信里有你！
告别了2017年，2018年让我们一起轻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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