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翻译仲彦鹏--学术锦标赛制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与纠偏--2018年4期-重庆高教研究

仲彦鹏||学术锦标赛制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与纠偏||2018年4期-重庆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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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仲彦鹏.学术锦标赛制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与纠偏[J].重庆高教研究,2018,6(4):109-118.
学术锦标赛制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与纠偏
仲彦鹏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宁波 315211）
摘 要：我国大学经历“落后赶超”的学术发展历程，为鼓励教师产出更多学术成果，大学借鉴锦标赛制理论，移植中国政府的GDP锦标赛制度，构建了学术评价的锦标赛机制。“学术锦标赛”因其内隐效率优先、利益驱动等制度优势，推动着我国大学学术产量实现了快速增长，任明廷并助力大学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但学术锦标赛加剧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使得学术身份呈现“重科研轻教学的无序分化”“学术平庸与失范的功利化”“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庸俗化”等特征。纠正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效应，需要在尊重学术活动特性、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加大监督惩处力度、深化学术成果供给侧改革，彰显大学及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公共性。
关键词：学术锦标赛；学术身份；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公共性
收稿日期：2018-03-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普及化视域下独立学院转型发展问题研究---以Z省为例”（15YJC880101）
作者简介：仲彦鹏，男，山东烟台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正 文
学术身份是大学教师身份的核心内容，是其进行自我确认的重要标识，具有个人和社会双重维度的价值：既是大学教师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对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普遍认知、规定与期待，也是个人对自身权利和义务、信仰和道德的理解、反思与定位。近年来，在政府、市场等多种外部力量的不断渗透下，绩效评价、量化考核等评价方法在大学中得以普遍运用。有着“学术锦标赛”特征的学术评价体制，加剧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效应。那么，这种评价体制是从何而起，内在机理又是什么，应如何做出应对德雷斯罗萨，本文将详尽阐述。
一、锦标赛制理论及其适切性
作为一种激励理论王佳忠，“锦标赛制”理论（Rank-Order Tournament）最早由芝加哥大学拉齐尔（Edward P Lazear）和斯坦福大学的罗森（Sherwin Rosen）共同提出，首先运用于企业管理领域，随后在其他领域也获得了推广和使用，主要是指在绝对业绩不易确定的情境下,企业委托人为了保证受托的代理人能够满足自己的预期收益,通过建立绩效薪酬制度,将经理人的相对业绩排名与其报酬联系起来,以达到激励经理人并改善企业效率的目的［1］，具有强激励、信息不对称和专业化行为的特征。根据锦标赛制理论，学术锦标赛是对大学学术组织内部以大学教师的学术产出为评价标准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写照。优胜者将获得较多的学术资源、资格与权利，失败者则获得较少学术资源、资格与权利甚至淘汰出局。
随着政府、市场等多种外部力量对大学学术研究的不断渗透，大学学术评价也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以增加学术产出为出发点，简单地将可量化指标与大学教师的待遇、奖励、晋升等挂钩，课题经费数额、论文数量、课题数量等“一刀切”式的硬性指标渐成大学教师学术评价的“刚需”；不谈学术只谈成果、不求质量只求数量、不要长远只要短平快等倾向愈演愈烈，一时间文章和课题的数量竟成为了大学教师为之不懈奋斗的学术研究“主旋律”。这种异化效应，无疑就是学术、科研评价中的锦标赛现象。假使我们将学术评价看作利益分配的一个前置机制，以学术产出来裁夺大学教师将获得何种学术资源、资格与权利，那么它就具备了实质性的分配功能。对于每位大学教师而言，学术身份决定了自身参与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学术评价就是自身获取学术资源、资格与权利乃至生活保障的必经考验。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学术锦标赛虽然在较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平均主义利益分配模式，激发了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热情，但它也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志趣，加剧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进而导致大学及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公共性缺失。
自2012年起，国内陆续有学者借助锦标赛制理论剖析大学学术领域中“学术锦标赛”现象，这无疑为探讨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例如，刘海洋等通过建立两阶段职称竞争模型，解释了当前中国学术界出现高数量与低质量现象的原因［2］；阎光才认为相对于美国和德国，我国大学教师不仅在入职聘用环节香水湾1号,而且在学术的业绩考核、晋升、薪酬发放等整个过程,都带有一定的锦标赛制特征［3］；卢晓中等基于国内某省的案例考察，阐明学术锦标赛制成功刺激了大学和学术人员的竞争和发展，但该理论不适用于所有层类的大学和所有的学术人员尤其是大学青年教师［4］；陈先哲着重指出了我国学术制度在过去十余年的变迁过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学术锦标赛制特征，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大学青年教师可持续的学术发展［5］；牛风蕊认为在晋升空间日益狭窄的背景下，锦标赛制模式必然产生对象化效应，形成晋升制度的异化，成为“扭曲的激励”［6］等。而在此之前，学界也曾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研究议题予以关注和讨论，但相关研究多从建构的视角对学术身份进行探讨，停留于对学术身份形成过程的描述，并未触及学术身份异化效应的内在机理。本文借鉴锦标赛制理论，以“学术锦标赛”一词概括当前我国大学教师学术评价特征，分析在其影响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现象，力图在揭示二者内在关联性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纠偏策略。当前，以锦标赛制理论用作探究学术领域的工作刚刚起步，虽然数量较少且方法不同，然而已颇具适切性。相对而言,锦标赛制毫无疑问更符合学术场域的有关特点鳐鱼的做法。譬如,很难清晰地界定有关科研、教学等学术活动的目标与任务要求,学术界通行的规则基本上是回报与晋升等级对应,学术人的教学行为特别是科研活动相对于其他领域更难以监控,如此等等［3］。因此，借鉴锦标赛制理论是切实可行的。
二、学术锦标赛与学术身份的内在关联性分析
身份是一个兼具流动性、多变性和可塑性的复杂概念。学术身份是身份的一种类型，是指大学教师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意义协商过程中，吸收其所内嵌的关键性共同体的影响所建构而成的事关个体如何看待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存在方式的持续性理解，并以此指导自身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学术工作［7］，彰显的是大学及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公共性。1810年德国洪堡大学建立以来，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大学理念下被赋予以学术身份，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展源新浪博客。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内涵伴随历史演进而变迁，学术锦标赛作为在一定阶段内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对学术身份的内涵产生影响。
（一）学术身份的蕴含
一般而言，增进人类知识、谋求知识新应用的目标以及恪守知识发现与创新的行为准则是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基本内涵和秉性特征。换言之，学术身份的本质内涵就在于其价值理性，是一种纯粹的、非功利的，并能够恪守自身独立属性与行为准则的体现，具有天然的公共性特征。中世纪“知识分子”一词，指称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大学教师群体［8］。概念中对中世纪知识分子“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美好事物的憧憬”［9］的描述，就是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中价值理性恰如其分的形象表达。在这里，学术源于个人“闲逸的好奇”，是个人出于好奇心和兴趣的思维活动，而“激情、渴求和对美好事物的憧憬”所强调的正是价值理性的纯粹、非功利与天然公共性。事实上，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支撑。如果说价值理性是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内在特性，那么工具理性就是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外在表征。
自洪堡时代起，价值理性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基本内涵，在于“象牙塔”时代的大学把追求和研究高深学问作为自身应有的目标和价值理念。大学教师身处大学学术组织，其学术身份不可避免地具备了价值理性的“天赋”。学术身份以追求知识的发现与创新为初衷，秉承学术研究的天然公共性，同时又具有服务社会发展和满足大众需要的现实应用特性k1082，即工具理性。知识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在学术身份的传统内涵中，尽管大学教师进行学术研究与创新的志趣可能并不在于对现实世界的服务或改造，但这种学术研究与创新的理想化行为无法与社会发展需求完全隔离。由此就形成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存的二元理性内涵。
（二）二者的内在关联性分析
我国大学对学术评价自上而下的整体性架构策划，力图促成学术组织内学术逻辑与管理逻辑的完美联结，即由国家统一规划，大学对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进行计划、组织及协调，并以层层竞争的筛选模式构建起大学教师的上升阶梯。由此形成的学术锦标赛隐含着效率优先、利益驱动等制度特征，可以轻易把国家目标、社会需求和大学教师个人发展三者统一起来。以共同学术理想和利益捆绑机制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促使大学教师在既定阶梯上完成上升或跌落的过程。在现实的学术研究中，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长期以来面临着学术身份的二元属性抉择的困境。
一方面，传统学术身份内涵仍然深刻影响着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便身处学术锦标赛的氛围中，也甘坐十年冷板凳，恪守着传承自洪堡时代的价值理性内涵，不忿于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发展和满足大众需要的现实应用特性。正因为如此，在现实学术研究中，传统学术身份的基本属性和秉性特征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教师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诸多成果就是价值理性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学术身份个人维度的价值。另一方面，随着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扩展与加强，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工具理性逐渐取得与价值理性同等重要的地位，得到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认可。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变革不断地对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提出新的期待，并通过各种有效的管理机制施加影响，学术锦标赛正是其中之一。学术身份的工具理性决定了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带有鲜明的时效、创新和可量化特征，彰显了学术身份在社会维度的价值。同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与基础研究在学术产出等方面的差异投机岛，也使得工具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契合学术锦标赛的内在要求。
三、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效应
异化是变化的一种特殊类型，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对事物的发展兼具推进作用和阻碍影响。学术研究是一个繁复且漫长的过程，评价是其中最紧要的步骤。随着政府、市场等多种外部力量对大学学术研究的不断渗透以及问责主义的兴起，加强管理成为大学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当今学术的学科分化与交叉加剧了知识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同行专家也难以保证做出正确无误的判断。在大学组织日益追求管理效率的背景下，作为评价委托人的大学管理者为了缩减学术评价中的不确定因素，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短歌行翻译以学术产出作为学术评价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成为了现实选择。学术身份作为大学教师增进知识与谋求知识新应用的首要特征，是大学教师彰显学术研究公共性的主要来源。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效应，本质上是学术身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冲突的加剧，主要表现为学术身份的无序分化、功利化和庸俗化。
（一）学术身份无序分化
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以来，大学职能的扩展历程就是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分化过程。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耶（Ernes L Boyer）在《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Scholarship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报告中将大学教授的学术工作分为四类：发现的学术研究、综合的学术研究、应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学术研究［10］，体现了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多种价值意蕴。学术身份的分化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不同交汇点上取得平衡的过程。它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但这一张力并不是完美的结合，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一定阶段内相互交织的体现。当前，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以提高我国大学学术产量、助力青年教师成长的有序分化和以“重科研轻教学”的无序分化。
大学组织在国家的学术研究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学教师正是大学组织进行学术研究的主体力量。一方面，学术身份的有序分化促使众多大学教师在教学之余积极投身于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据统计，2017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均跃居世界第二，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3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5%［11］。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发布的2018年度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显示虫吃牙，中国已经超越美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论文产出国［12］。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学术领域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和学术话语权，实现由学术后发国向学术大国和学术强国迈进的目标。同样，这些成绩背后离不开大学青年教师群体的努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白德安，大批青年教师被吸收到大学教师队伍中，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学术锦标赛氛围逐步强化的时期。截至2016年底，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大学教师总数的55.9%［13］，并出现数量逐年增加的趋势。大学青年教师群体是大学学术组织的新晋成员，自身的学术发展需求决定了他们产生响应学术锦标赛激励导向的行动选择。如今，大学青年教师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大学教师群体的主体力量，肩负起国家和大学组织学术研究的重任。另一方面，受学术锦标赛影响，学术身份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无序分化问题。大学教师群体内部逐渐向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领域聚集，投入其中的时间和精力也远多于教学。学术研究呈现由“广义学术”向“狭义学术”的窄化特征。“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是学术锦标赛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间角力的衍生问题，是对扭曲评价下狂热的大学学术评价生态和大学教师学术身份无序分化的现实写照。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教学学术”命题，引发了持续热议。这既体现了大学教师群体对目前“重科研轻教学”问题的关注，也是学界对学术身份无序分化现象的反思。
（二）学术身份功利化
功利是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获取发展所必需的学术资源、资格与权力的行为，这种行为有着“适度”与“过度”的区别。适度的功利是大学教师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护学术身份的必要基础。在维护学术研究公共性的前提下，大学教师一直谨慎保持着与功利间的距离，排斥甚至拒绝实施上述的功利行为，坚守着学术身份的价值理性。基于“适度”立场，给自身学术发展需要追逐功利是出于本能，服务、服从社会需要的功利对国家和社会而言更是一份责任。当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功利行为由“适度”越界为“过度”，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就会发生异化，即学术身份功利化。功利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功利的最大化，学术身份功利化主要表现为学术平庸和学术失范两个方面。
当经费数额、论文数量、课题数量等“一刀切”式硬性指标渐成大学学术评价的主导，一些教师出于加大自身竞争砝码的现实考虑，“平庸的出色”就成为完成任务的“最佳”选择我主法兰西。学术平庸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重复、肤浅分析和“新瓶装旧酒”。表面上成绩斐然，著作等身，实则创新乏力，也很少具备成果转化价值。其本质特征是数量的堆积和思想能力的缺失，阿伦特将之称为“平庸之恶”。西方大学的一些著名学者，终其一生可能也就著作一两本，论文三五篇，“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康德毕生只写过《纯粹理性批判》，其哲学思想于今依旧熠熠发光。哈佛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撰写《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的十年间未有一篇论文成果，最终《正义论》成为近十年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年期间，罗尔斯的工作待遇和学术声誉并未因未发表论文而受影响。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产出的平庸之作，表面上看新颖且具有某种吸引力，实际上却是“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的伪学术。虽然迅速完成了学术评价的量化指标，也未踩学术不端的红线，但真正的学术价值寥寥。
所谓学术失范是指大学教师学术不端行为的频繁出现，甚至引发群体性、大范围恶劣影响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将学术不端行为严格限定于剽窃、数据篡改及捏造等范围内。学术锦标赛下过度的功利化使得一些大学教师为了获得良好学术评价结果及利益回报，心存侥幸甚至无视学术惩戒实施造假、剽窃等不端行为。阎光才等在对学术失范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某种意义上，高等学校和学者群体的存在，往往是一个社会保护其精神和文化免于陷落的最后堡垒，因此，相对于社会失范，学术失范更令人心忧。”［14］令人印象深刻的井冈山大学教师论文造假事件，两位老师为了得到职称晋升和经济奖励（井冈山大学当时规定，一篇SCI论文奖励 5000元），竟然在两年时间里造假70篇论文在SCI期刊《ActaCrystallographica》（《晶体学报》）上发表［15］，这对我国学术界以及我国的国际学术形象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学术身份庸俗化
学术研究是求知求真的探索行为，其目标在于对知识的发现和新应用，本质上并不带有任何市场化和物质化的气息。近年来，受利益导向的影响，学术资本主义浪潮汹涌澎湃，学术资源分配高度依赖于评价结果。激励竞争使得为了知识而探索知识的学术研究逐渐被“为稻梁谋”的谋生之道取代且一直居于危境边缘。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开始更加看重个人物质利益以及学术研究的商业价值与转化功能，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应用研究显然比基础研究更加契合竞争要求。于是，学术研究成为“为稻梁谋”的工具，大学教师开始更多看重研究投入-产出的效率，即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回报，选择何种快捷方法完成研究，而学术研究的志趣、创新力和实用价值就退而求其次了。不同于学术身份传统内涵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整体和谐性，这种带有强烈利益导向的学术研究极大曲解了学术身份工具理性的初衷。工具理性持续挤压价值理性的合理空间，工具理性的异常张扬与价值理性的日渐萎靡，致使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野。这种分野是学术锦标赛影响下的历史必然而非偶然，也间接助推大学教师学术身份走向庸俗化。
正如德里克·博克所言：“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利益，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会变得颇不同于长期以来鼓励大学教师无私探索知识的精神。总之，技术转让领域新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大学内学术研究的惯例，而且还因为它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了威胁。”［16］实际上，产、学、研结合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彰显了学术研究的公共性，而学术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来自于政府、产业或其他组织的需求。随着社会、市场等外部力量不断提高对学术研究需求和期待，学术锦标赛下大学学术评价的“指挥棒”更多的指向对课题数量、结题速度以及课题“变现”能力，即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为学校争取最大的学术产出效益。股份分红等经济激励手段的普遍使用也促使大学教师在考虑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更多考虑哪些研究能够为自己和学校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收益，哪些项目在短期内对政府和产业“更有用”。显而易见的是金石良缘，见效快、可复制的应用研究课题比长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基础研究课题更具诱惑力。这种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的庸俗化研究观，诱导大学教师产出大量“短平快”的研究成果，“学术泡沫”严重。学术研究庸俗化曲解了学术身份的工具理性，抛弃了枯燥但更具长远价值的基础研究，颠倒了学术价值与利益回报的主次位置。长此以往，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重心势必发生偏离，庸俗化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侵蚀将成为常态。
四、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的纠偏策略
评价是学术研究中具备基础性和导向性的关键步骤双肥临门。在当前大学学术资源有限、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学术锦标赛在规训大学教师遵循管理逻辑、坚持效用原则以及运行筛选机制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引发的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现象也不容小觑。学术研究具有专业化和不可预期的特性，是一个不完全按照时间轴发展的工作，更非流水线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当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因子在学术锦标赛导向下成为一种主导时，不仅会造成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异化，更会带来学术研究的社会性危机，最终使得大学教师和学术研究本身都失去了社会的公信力。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现象，归根到底是大学在对教师学术发展及成果评价和导向方面的问题。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举措予以纠偏，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延续学术锦标赛的正向功能，澄清学术锦标赛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构建以学术价值为核心的大学学术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大学科技评价中的问题日益显现：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的现象依然存在，评价指标单一化、评价标准定量化、评价方法简单化、评价结果功利化等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分类评价实施不到位，对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工作激励不足，科技支撑教学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导向不够，开放评价、长效评价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具体可以在改变教师评聘、收入分配中过分依赖和不合理使用论文、专利、项目和经费数量等科技指标的做法，减少科技评价结果与利益分配过度关联[17]等方面实施改进。我们探讨构建以学术价值为核心的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就是要摒弃学术锦标赛的同一评估标准，即以增加学术产出为出发点，唯经费数额、论文数量、课题数量等“一刀切”式硬性指标评价。在尊重学术活动特性、协调学术身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以学术价值为核心，以科学影响为导向，分类、开放评价的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制定符合我国大学学术发展现状以及学界需求的评价标准与运行机制，做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与科研等分类评价工作。切实提升学术评价对大学教师学术发展和匡正学术身份的积极作用，增强学术研究人才的向心力，减少评价负担过重、物化导向的负面影响。譬如，可以尝试推行“保护期”制度，适当延长对从事基础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攻关以及新聘优秀青年博士等大学教师的评价周期，减少评价频次，增强其职业安全感，确保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探索推广“代表作”制度，借鉴武汉大学等学校的实践经验，将考核重心由论文数量向成果质量转移，号召大学教师专心致志的做好学术研究，以“工匠精神”认真打磨作品，拒绝学术平庸；基础研究可继续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大力加强国际同行评价，灵活运用大同行评议和小同行评议；应用研究、创新研究及成果转化则落实以学术价值与市场反馈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并突出市场评价等。
（二）加大现行大学学术评价的监督和惩处力度
学术锦标赛下的大学学术研究充斥着浮躁与功利的气息，一些大学教师为获得良好的评价结果与利益回报不惜铤而走险，暴露了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在监督和惩处力度方面的不足。在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不端发生率较低，也很少发生由大规模学术不端行为造成的学术失范现象。2009年法那林（Fanelli）调查发现，约1.97%的美国高校科研人员承认有过伪造、篡改或修改研究数据行为[18]。从监督和惩处的视角来看，美国学界自埃里克·玻尔曼案引入的“吹哨人制度”（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对降低大学教师的学术不端发生率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简单说，吹哨人制度是指独立告发人有权以政府名义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人发起诉讼，胜诉后罚金中的一部分可作为告发人的奖励金。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奖励金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吹哨人在监督学术不端行为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同样，瑞德曼（Redman）和梅尔兹（Merz）的统计显示，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ORI）在1994—2001年共发现106人的学术不端行为，其中吊销43人约3.5年的课题评审专家资格，取消30人约3.2年的申请科研基金资格，严令14人撤稿或修改论文[19]。美国对学术不端的监督和惩处力度可见一斑。目前，我国正努力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绑来的新娘，一律予以撤销[20]。当前，我国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科学和规范的监督与惩处机制，但要遏制学术锦标赛下的学术不端行为，预防类似国际期刊大规模撤稿事件的学术失范现象再次出现。借鉴国外大学经验，加大现行大学学术评价的监督和惩处力度，无疑是必要且可行的。
（三）呼唤大学教师学术成果转化的供给侧改革
通过对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效应的分析，我们发现学术锦标赛带有一定的物化和利益导向。它对学术成果“变现”能力的青睐曲解了工具理性的本意，也使得工具理性挤压甚至吞噬了价值理性的应有空间，诱导着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发生异化。事实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都具备产出学术成果的能力，一些领域中基础研究的价值甚至高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应该区分的是，学术成果的产出与转化是两回事，“变现”能力与服务社会也不尽相同，简单的将学术成果的数量和“变现”能力等同于学术研究的成败是错误的。近年来，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科研力量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领域取得诸多成果，已然成为提升综合国力和改善国计民生的有力支撑。在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下，当前学术研究最突出的症结早已不是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学术成果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的问题，是高水平学术创新成果供给和转化不足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锦标赛下大学每年结题的科研项目、横向课题和发明专利有很多，但值得向创新链下游和产业界推动的学术成果却不多。诸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研成果无法有效地转换为社会生产力和企业竞争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的贡献不足。为此，我们热切呼唤大学教师学术成果转化的供给侧改革，以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导向，纠偏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效应。通过集成和协同各方力量提升大学组织及大学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率，鼓励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产业界产出更多的高质量成果，助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五、结 语
学术锦标赛风气的兴起，起因于多方因素的合力。它得以泛化的关键在于通过利益分配方式对大学教师予以连续不断的强激励，使大学教师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学术产出、提高“变现”能力以及营造整个学术领域的繁荣盛景。但这种以透支学术发展持久力和创新力代价换来短暂辉煌的评价举措，同样带来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造成了我国大学及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公共性缺失。长远来看，如何最大程度上延续学术锦标赛的正向功能，澄清学术锦标赛带来的负面影响，寻求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理回归，是大学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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