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net奇兵以媒介学的视角感知图像:一种“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读《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南大新传读书会
发布时间: 2019-08-12 浏览: 315
以媒介学的视角感知图像:一种“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读《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南大新传读书会
《图像的生与死》是德布雷在巴黎一大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推进自己“媒介学”相关论述的重要作品。所谓“媒介学”,在德布雷的定义中应该是一种对“关系”和“过程”的研究至net奇兵,它关注到文化领域和技术领域的互动,通过对媒介作为文化实践的传播形态来考察其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在本书中,德布雷讨论了“图像”这一媒介,并尝试打破学科边界,来关注作为媒介的图像所牵涉到的种种社会联系和文化联系。所谓图像的“生”和“死”,在本书中是指,作为媒介的图像,它的沟通感觉和实体的能力,是如何具备的,又如何从有到无的。值得强调的是,在这本书里,在这本书里,我们无法了解观察技能和构图技巧的进化,无法勾连视觉知觉与特定图像之间的玄妙关系,无法获得工具去解读图像的表义机制,以上都不是这本书想要告诉读者的。德布雷想做的事情,是展示“艺术媒介学”的基本样貌——通过对图像各种风格、手法、部族、世系进行(非恒定不变的,非标准化的)编年记录,去“解释每种文化如何让时间之流暂停,或解释奇迹的制造秘诀”盈月舞清风,并描述人们是如何 “对可见物进行整理,对体验加以组织”的。
在德布雷看来,视觉的历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艺术史研究制作技术、风格和流派的效应;圣像学和符号学研究作品的象征方面;思想观念史探讨图像在社会中的影响和地位。这三者各自独立分开,如此切割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掩盖了三者之间的“连接”。而媒介学研究正是致力于发现这三者的连接之处,毕竟,一旦质地(技术)发生变化丁晓君,图像的(政治)效应和(象征)功能就变了,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密切关联,是三位一体的立体关系,只是囿于线性书写的著述方式,作者不得不将这种关联进行拆分叙述,因此全书虽然大致按照时间逻辑分为三卷,但在特定的论述段落中,为充分呈现某种联系,作者会打破分卷带来的限制,对较大时间跨度内的事件进行关联叙述。
《图像的生与死》
雷吉斯·德布雷 著
黄迅余 黄建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图像造神
绝大多数研究图像的著作,会有以下共同点:例如,从艺术史和宗教史切入,以分析早期图像的具体形式、作用和特征;又例如,会将19世纪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寻仙卷,这不仅仅是因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让图像的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还因为从彼时开始,学者开始普遍发现和讨论视觉性问题,解构图像的魔力,发现观(察)者如何去看、为何去看以及看到了什么怪兽档案全集。
德布雷将西方观图史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图像作为偶像的阶段,偶像让人充分想象到了何谓无限和不可企及;图像作为美学作品的阶段,这让人们看到了自身的极限;以及图像作为视像的阶段,它让人开始娴熟打造图像,并适应生存于掌控式的环境中。
德布雷认为,人类观图历史的起点是丧葬。在丧葬仪式中,图像第一次发挥出强大魔力濠江风云国语,它充分体现了人们意图留存自身的意念。
“彼岸,需要此岸的媒介。没有不可见的实质,则不会有可见的形式。缺乏对短暂脆弱的忐忑不安,则不需要回忆纪念。神灵之间,用不着拍照留念。上帝是光,而只有人是摄影师。因为只有过客,而且自知是过客,才会有留下的欲望。越是知道某些东西濒于消失,……越是担心宽限期即将结束,越是疯狂地进行记录。”
一切陵墓形式,无论是墓室、藻井、穹顶还是土堆;一切丧葬礼仪,无论金银饰物、工匠制品还是保留尸身的仪式;一切肖像描绘,无论出自宗教、皇室或者普通人,都是在打造一种“勿忘我”的警示:我的肉体即使分解湮灭,但仍然存在,并且强大到能够给世界和生者产生影响。在这一点上,东西方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例如中国的传统肖像画,也是为了达成人的象征性在场,它通过使用一套不再变化、永久留存的表情组合,重组或强化了死者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
“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
藻井
图像何以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德布雷发现,一些艺术家和美学家会完全拒绝绘画作品的表义,而与此同时,图像又似乎在表情达意方面比文字更加细腻和生动。图像之所以“是天地之间的交接,人和神之间的中介”,是由于它存在象征性,是“象征的传承”。但是,这种象征性的具备和语言有着重大差别,德布雷并不认为图像是凭借符号的组合来促人思想的,他认为,在图像领域,“想象的能指”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它的含义之多重是无穷尽的。因此,他对潘诺夫斯基关于寓意画像的分析、罗兰·巴特的图像修辞学研究都抱持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他承认对图像读且解的必要性,但他同时怀疑图像可读和可解的程度到底有多少。
那么,如果图像的象征性不是依靠符号组合来实现的,那么,它又是何以可能的?德布雷认为,象征性的存在,源于图像具有“超验”的能力,当群体中(主要是观者与被观者,或者绘图者与观者之间)存在“超越的架构”,存在“交互”的必要时,图像才能够依托它丰富而无确切所指的象征性,填埋关系中的空缺(落差),以达成某种联系。故而,在传达(transmission)过程中,载体(图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交互、超越的情境,以及图像作为一个开敞的象征之域,能够包纳这一情景的能力。德布雷据此解释道,艺术家(图像制造者)的神圣性在今日愈渐增强,正是因为图像的象征之门如牡蛎一般紧紧关闭雅库男装,典型如后现代的图像作品,已经“乖张奥秘、深邃莫测”到让观者无法体味理解,观看图像变成了一种仪式,图像对人与人之间意义的超越、交互毫无作用,只换得一方不明所以的仰望,它的象征性因此变得贫乏而苍白,“艺术如果追求自足,则变得不近人情、冷漠和疏离,由于缺乏情感而难以引起我们共鸣,我们也就再也无法与其融合。”
除此之外,图像曾因其巨大能量而迫使宗教教义的传递方式产生重大变化,乃至创造出“道成肉身”的重要教义,德布雷通过分析这一教义诞生的过程,对图像的象征性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
《天成救主像》
一神教本质上排斥圣像,这不仅是因为图像一度仅被看作装饰性的部件,还源于主要宗教典籍里对视觉的戒备和贬斥:可见的表象往往代表引人堕落的欲望,故而哪怕在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对图像的批评和警惕都从未消止。圣像破坏运动的开展以及与圣像崇拜有关的血腥争斗,虽然也与其他因素有关,但直接诱因还是关于可视化偶像崇拜的论争。公元692年的“五六会议”上,通过了决议,禁止用西方教会以羔羊图像为基督之象征丁毒豆,而改用人的图像;在此之后,大马士革主教约翰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证明圣像崇拜的合理性。他认为:基督道成了肉身,是有形象的人公祭黄帝陵,如果承认基督的人性是具体在历史中存在,并承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结合在一个位格中。那么,敬拜基督的图像与敬拜福音书是相同的;因为图像是用绘画来描述基督的形像,而福音书是用文字来描述基督的形像。直到公元787年的第七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道成肉身的提法被赋予了“官方合法性”,会议认为,恢复圣像、图像、十字架,四福音书中圣徒干尸、圣物、天使米迦勒、加伯列、圣母马利亚等应受到敬礼;意义不是敬拜这些,而是敬拜这些所代表的神。自此之后,最世俗的图像技术也得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宗教布道的手段序列之中,并渐获倚重。毕竟,图像比文字更有感染力和影响力,更关键的是,它能够凭借群体对中心图像的认同,而把信仰族群的成员凝聚在一起。图像不但重新塑神,它还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因素,以避免信教者不完全落入到极端的狂热主义中,“图像在信理和信念之间留有间隙,即可以透气的个人幻想下空间。对‘绝对’进行表现,其实就是让其有所缓和,将其置于一定距离之外。哪里有神明的图像,哪里人与其天主间就有了某种商议。”
2、图像与艺术
德布雷认为,艺术产生于一门手艺和一种信念的交汇之处,技术上的卓越和伦理道义上的谦卑的交汇之处。艺术的独特性就在于,人们往往难以理解,为何一大群毫无共性的图像,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统摄在这一词汇之下。德布雷在第二卷,通过重新解读所谓的艺术编年史,重新界定了图像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艺术是后来生发的词汇,但这并不妨碍一部分学者将最早的艺术品追溯到四千年前,而人们普遍认为,希腊人是艺术的发明者,希腊历史也是艺术和美学研究的起点。德布雷在追溯希腊的艺术品时,发现从措辞上而言,今时今日我们看作“艺术品”的事物,在当时只是一种技术成果。它们的使用,也许远远比审美更重要。而且当时的图像,还未直接作为权力的符号、授权的象征或与对城邦崇拜直接有关的祭奠物,而只是宗教性的物件,代表人与神的一种接近意图。所有图像都是在崇尚“自然之真”,比如和谐的身体比例,严格意义上的物体规整等等。这些造型上的特征对于人们而言,意味着品行,与内在品质息息相关,关乎伦理和形而上,但与美学无关。
到了古罗马时期,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壁画作品——现在已经被看做重要艺术品——仍然是从属于建筑需要的,在301年,雕塑师、镶嵌师和画师仍然是建筑工人,搭建、画画和铸造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以至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品”往往没有署名,反而下订单的客户要更有名一些,雕像的价值也与技艺无关,而在于雕像的材质是青铜、象牙还是黄金。拜占庭的基督教在第七次各教派宗教评议会上甚至宣称:“发明图像的不是画家,而是天主教会,是教会把图像建立和传播开的;属于画家的只有技艺;谋篇布局显然都归功于历届教宗。”
庞贝古城别墅中的壁画
直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艺术及其美学价值仍然很没有存在感,而大教堂的修建者们就像我们修造兵马俑的工匠一样,只是在做一个行业,并非实现个人志趣——即使后者将名字刻在了作品上,在他们所生存的年代,这成果与艺术仍没有半毛钱关系一一制药。从词源学上追溯,直到17世纪的法国,工匠(artisan)仍然是画家和雕塑家的正式名称。因此德布雷揭示道袁鸣老公,在以上阶段的所谓艺术,在品味和颜色上实质上没有什么可探讨的,它们之所以成为那种形态,是因为它们是原始秩序的表现,在宗教中就从属于神学,在古代就从属于某种宇宙观。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细微而又意义非凡的变化就是“风景”一词的入场。风景首次出现在1549年人文主义者罗贝尔·埃斯蒂安笔下,指代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然风光壶关天气预报,而是某一类画作。风景,或者说,对大自然的眼光,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些绘像技艺和视觉手法(框架、层次、对称、框景等)的出现,让日常之物得以入画了,但这只是直接前提。关键在于,绘者是如何习惯于创作日常入画,以及观者是如何习惯于欣赏日常入画呢?这一切为什么会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德布雷对此的解释是,达成这一切的前提是对眼睛进行人文教育,需要人与环境之间存在默契的、诚挚的新氛围——这要归功于初步资产阶级化,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人们以世俗的身份,睁开眼睛去看海河山岳的有利条件。
拉斐尔画作《椅中圣母》
除了风景画之外,在同一时期,无名之辈的肖像画也出现了,褪去神圣的背景,对普通人的深度发掘——逼真五官、传神神态、展现自我的特定姿态等复现,与自然的客观化描绘同步进行。西方的眼光变得更加世俗化了。艺术一方面打造了独立于神学之外的美学天地,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极度世俗的古董收藏。前者在技艺上的提升,逐步让现实缩减为人眼所直观感知的事物,通过戏剧场景式的方格处理(框景)使得空间几何化,外部世界成为一系列体积和平面的组合,图像因为晦暗不明的象征空间而具备的超验功能自此开始产生危机。
3、图像之死
三个时期的终点
德布雷围绕视像对今日之文化、社会的产生诸多影响而展开的论断,相对琐碎,但也易为读者所直观可感。这一卷的遗憾在于德布雷对电视和电影的区分,带有些自以为然的局限性。他将电影等同于艺术创作片,而电视则是直播的新闻或演播室的节目。虽然对两者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自圆其说,但仍有强行二元对立的勉强。不过,他藉由对视像的全面解读而提出的“目光的三个时期”,却是富有洞察力的。
19世纪之后,造像方式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暗箱、视觉暂留、立体透视等现象的发现,重组了图像的呈现形态,也重塑和提升了肉眼感知世界的阈值。人们逐步接受了摄像术并允许它进入家庭;接受了电影这种变动图像,以及它所独创的图像表义方式如特写和蒙太奇;习惯了彩色电视中的信息形态;并最终接纳了所有非真实的、仿真的数字存在物。
从丧葬仪式一路追溯到此,德布雷认为人们的目光一共度过了三个主要时期,分别是偶像体系时期、艺术体系时期和视像体系时期。这三类图像并非指代不同性质的物品,而是指通过眼光将其拥有的不同方式;并且,这三个时期是相互重叠的,而非依序替代。他通过一张表格,从效率原则、存在方式、权威来源、目的和期待等十九个方面辨析了偶像、艺术和视像体系的不同。在偶像系统里,黄慧颐依据的准则和存在的理由在于可视物的尘世之外,图像有赖它才获得光环,所以赞美超越图像的东西。在艺术系统里,表现之物以外便是自然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环,荣耀为大家分享天使要造反。在视像系统中苏州蓝缨学校 ,图像成为自身的参照物,一切荣耀都属于它。待到广告时代,图像最终离开了个人用途的价值——愉悦、欣赏、新鲜感等,抛弃其身为作品的具体独特性张可蕙,而转化为现金,成为货币符号和财富的标志。他尤其提醒读者一个循环的形成:电子社会即如原始社会,或者说,从偶像重新走向偶像。彩色电视和布道的福音,本质上没有差别——像拜占庭镶嵌画的黄金直接把神力传递给信徒一样,电视荧光发亮的镶嵌画不带阴影和任何价值编外丈夫,直接将世界明亮的本体传给我们;电视上的男女主持人和圣像上的主角一样,与观者四目相对,面对面,即使他们其实是装的;新闻主播在画面上的形象,被裁切掉背影、小腿、臀部、颈背,和和圣像一样有正面没反面。感知世界并直达事物的核心,这曾经是神性要求的一部分,藉由电视人们终于做到;甚至于在偶像时代做不到的事情,电视也做到了,它给自己封圣,并自我生产神圣话梅粉。视像不在用作“展示”,而是用以指出、装饰、突出、说明、确认、消遣。
总而言之,图像自我神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断绝其超验能力和沟通功能的过程。在全书末尾,德布雷提出了他的困惑:在视像时代,看见与相信划上了等号;而与此同时,图像虽然人人可见,却并未有助于世界思想的沟通;当(复现)现实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技术禁忌的女人,所有人眼见的现实都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如何对话?当图像接管和主宰世界的全部形貌,人类的想象力和辩证思考如何存活?当信仰的主体变成了技术的主体,我们越来越被假体的美学、道义和政治包裹,又如何递进和崩裂现行的文化特征呢?有意思的是,当这一问题成为全书的终止符时,“图像”自身在本书中的位置也彻底退场了。它因具备媒介的功能而被研究者关注,但当它最终被定义为人类交流和超越的对立面之后,破除它的必要性似乎变得和一千多年前确立它的必要性同样重要。无论如何探讨图像的种种,最终都会让位于人们如何交流、联系和超越这一终极命题,这也算一位媒介学学者的从一而终吧。
附:目光的三个时期
图像用于......
字符领域
图像领域
视像领域
效率原则
偶像体系
(超验的)存在
图像是通灵的
艺术体系
(幻觉的表现)
图像时让人看的
视像体系
(数码)模拟
图像是被读取的
存在方式
活的
图像是个生命
实物的
图像是种物品
虚拟的
图像是一种感知
权威来源
超自然
现实
性能
—
(上帝、神)
(大自然)
(机器)
光之源
精神从(内部)
太阳从(外部)
电从(内部)
目的和期待
保护(和拯救)图像令人信服
愉悦(和魅力)
图像引人入迷
信息(和游戏)
图像被接收截取
历史背景
从巫术到宗教性
(周期性的时间)
从宗教性到历史性(线性到时间)
从历史性到技术性(点状的时间)
操守
外在的(宗教-政治主导)
内在的(自主管制)
周围环境的(技术-经济管理)
理念与作业规范
我根据圣书(标准)赞美(一种力量)
我根据古代(模型)创作(一部作品)
我根据自我(模式)造出(一个事件)
时间范围(与载体)
永恒(重复)硬质载体(石头、木头)
不朽(传统)软性(画布)
当下(创新)非实体性(屏幕)
归属方式
集体、匿名
从巫师到工匠
个人、签名(从艺术家到天才)
轰动式的、戳记
标识、商标(从创业者到企业)
创业者组成
神职团体-行会
学院-流派
网络-职业
膜拜对象
圣人(我维护您)
美(我取悦您)
新(我让您惊讶)
管治机构
元老会(皇帝)
教会(修道院和大教堂)
庄园(王宫)
王权(学院)
富商(美术沙龙、评论家、画廊)
媒体/博物馆/市场(造型艺术)
广告(音像)
管治机构
元老会(皇帝)
教会(修道院和大教堂)
庄园(王宫)
王权(学院)
富商(美术沙龙、评论家、画廊)
媒体/博物馆/市场(造型艺术)
广告(音像)
发祥的大洲和前沿城市
亚洲-拜占庭
(古代和基督教社会之间)
欧洲-佛罗伦萨
(基督教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
美洲-纽约
(现代和后现代)
积累方式
公共的:国家金库
个人的:收藏品
私营的/公共的:复制
光环
威权的(心灵)
感人的(精神)
娱乐的(活力)
病理倾向
妄想症
强迫症
精神分裂
目光所瞄准的
透过图像
(借图像通灵)
超越图像(凭视觉鉴赏)
只限于图像(靠读取控制)
相互关系
(宗教的)
不宽容
(个人的)比拼
(经济的)竞争
这是一个赞赏入口
编辑:刘祉冕、赵晶
图片:来自网络
《图像的生与死》是德布雷在巴黎一大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推进自己“媒介学”相关论述的重要作品。所谓“媒介学”,在德布雷的定义中应该是一种对“关系”和“过程”的研究至net奇兵,它关注到文化领域和技术领域的互动,通过对媒介作为文化实践的传播形态来考察其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在本书中,德布雷讨论了“图像”这一媒介,并尝试打破学科边界,来关注作为媒介的图像所牵涉到的种种社会联系和文化联系。所谓图像的“生”和“死”,在本书中是指,作为媒介的图像,它的沟通感觉和实体的能力,是如何具备的,又如何从有到无的。值得强调的是,在这本书里,在这本书里,我们无法了解观察技能和构图技巧的进化,无法勾连视觉知觉与特定图像之间的玄妙关系,无法获得工具去解读图像的表义机制,以上都不是这本书想要告诉读者的。德布雷想做的事情,是展示“艺术媒介学”的基本样貌——通过对图像各种风格、手法、部族、世系进行(非恒定不变的,非标准化的)编年记录,去“解释每种文化如何让时间之流暂停,或解释奇迹的制造秘诀”盈月舞清风,并描述人们是如何 “对可见物进行整理,对体验加以组织”的。
在德布雷看来,视觉的历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艺术史研究制作技术、风格和流派的效应;圣像学和符号学研究作品的象征方面;思想观念史探讨图像在社会中的影响和地位。这三者各自独立分开,如此切割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掩盖了三者之间的“连接”。而媒介学研究正是致力于发现这三者的连接之处,毕竟,一旦质地(技术)发生变化丁晓君,图像的(政治)效应和(象征)功能就变了,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密切关联,是三位一体的立体关系,只是囿于线性书写的著述方式,作者不得不将这种关联进行拆分叙述,因此全书虽然大致按照时间逻辑分为三卷,但在特定的论述段落中,为充分呈现某种联系,作者会打破分卷带来的限制,对较大时间跨度内的事件进行关联叙述。
《图像的生与死》
雷吉斯·德布雷 著
黄迅余 黄建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图像造神
绝大多数研究图像的著作,会有以下共同点:例如,从艺术史和宗教史切入,以分析早期图像的具体形式、作用和特征;又例如,会将19世纪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寻仙卷,这不仅仅是因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让图像的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还因为从彼时开始,学者开始普遍发现和讨论视觉性问题,解构图像的魔力,发现观(察)者如何去看、为何去看以及看到了什么怪兽档案全集。
德布雷将西方观图史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图像作为偶像的阶段,偶像让人充分想象到了何谓无限和不可企及;图像作为美学作品的阶段,这让人们看到了自身的极限;以及图像作为视像的阶段,它让人开始娴熟打造图像,并适应生存于掌控式的环境中。
德布雷认为,人类观图历史的起点是丧葬。在丧葬仪式中,图像第一次发挥出强大魔力濠江风云国语,它充分体现了人们意图留存自身的意念。
“彼岸,需要此岸的媒介。没有不可见的实质,则不会有可见的形式。缺乏对短暂脆弱的忐忑不安,则不需要回忆纪念。神灵之间,用不着拍照留念。上帝是光,而只有人是摄影师。因为只有过客,而且自知是过客,才会有留下的欲望。越是知道某些东西濒于消失,……越是担心宽限期即将结束,越是疯狂地进行记录。”
一切陵墓形式,无论是墓室、藻井、穹顶还是土堆;一切丧葬礼仪,无论金银饰物、工匠制品还是保留尸身的仪式;一切肖像描绘,无论出自宗教、皇室或者普通人,都是在打造一种“勿忘我”的警示:我的肉体即使分解湮灭,但仍然存在,并且强大到能够给世界和生者产生影响。在这一点上,东西方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例如中国的传统肖像画,也是为了达成人的象征性在场,它通过使用一套不再变化、永久留存的表情组合,重组或强化了死者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
“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
藻井
图像何以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德布雷发现,一些艺术家和美学家会完全拒绝绘画作品的表义,而与此同时,图像又似乎在表情达意方面比文字更加细腻和生动。图像之所以“是天地之间的交接,人和神之间的中介”,是由于它存在象征性,是“象征的传承”。但是,这种象征性的具备和语言有着重大差别,德布雷并不认为图像是凭借符号的组合来促人思想的,他认为,在图像领域,“想象的能指”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它的含义之多重是无穷尽的。因此,他对潘诺夫斯基关于寓意画像的分析、罗兰·巴特的图像修辞学研究都抱持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他承认对图像读且解的必要性,但他同时怀疑图像可读和可解的程度到底有多少。
那么,如果图像的象征性不是依靠符号组合来实现的,那么,它又是何以可能的?德布雷认为,象征性的存在,源于图像具有“超验”的能力,当群体中(主要是观者与被观者,或者绘图者与观者之间)存在“超越的架构”,存在“交互”的必要时,图像才能够依托它丰富而无确切所指的象征性,填埋关系中的空缺(落差),以达成某种联系。故而,在传达(transmission)过程中,载体(图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交互、超越的情境,以及图像作为一个开敞的象征之域,能够包纳这一情景的能力。德布雷据此解释道,艺术家(图像制造者)的神圣性在今日愈渐增强,正是因为图像的象征之门如牡蛎一般紧紧关闭雅库男装,典型如后现代的图像作品,已经“乖张奥秘、深邃莫测”到让观者无法体味理解,观看图像变成了一种仪式,图像对人与人之间意义的超越、交互毫无作用,只换得一方不明所以的仰望,它的象征性因此变得贫乏而苍白,“艺术如果追求自足,则变得不近人情、冷漠和疏离,由于缺乏情感而难以引起我们共鸣,我们也就再也无法与其融合。”
除此之外,图像曾因其巨大能量而迫使宗教教义的传递方式产生重大变化,乃至创造出“道成肉身”的重要教义,德布雷通过分析这一教义诞生的过程,对图像的象征性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
《天成救主像》
一神教本质上排斥圣像,这不仅是因为图像一度仅被看作装饰性的部件,还源于主要宗教典籍里对视觉的戒备和贬斥:可见的表象往往代表引人堕落的欲望,故而哪怕在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对图像的批评和警惕都从未消止。圣像破坏运动的开展以及与圣像崇拜有关的血腥争斗,虽然也与其他因素有关,但直接诱因还是关于可视化偶像崇拜的论争。公元692年的“五六会议”上,通过了决议,禁止用西方教会以羔羊图像为基督之象征丁毒豆,而改用人的图像;在此之后,大马士革主教约翰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证明圣像崇拜的合理性。他认为:基督道成了肉身,是有形象的人公祭黄帝陵,如果承认基督的人性是具体在历史中存在,并承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结合在一个位格中。那么,敬拜基督的图像与敬拜福音书是相同的;因为图像是用绘画来描述基督的形像,而福音书是用文字来描述基督的形像。直到公元787年的第七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道成肉身的提法被赋予了“官方合法性”,会议认为,恢复圣像、图像、十字架,四福音书中圣徒干尸、圣物、天使米迦勒、加伯列、圣母马利亚等应受到敬礼;意义不是敬拜这些,而是敬拜这些所代表的神。自此之后,最世俗的图像技术也得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宗教布道的手段序列之中,并渐获倚重。毕竟,图像比文字更有感染力和影响力,更关键的是,它能够凭借群体对中心图像的认同,而把信仰族群的成员凝聚在一起。图像不但重新塑神,它还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因素,以避免信教者不完全落入到极端的狂热主义中,“图像在信理和信念之间留有间隙,即可以透气的个人幻想下空间。对‘绝对’进行表现,其实就是让其有所缓和,将其置于一定距离之外。哪里有神明的图像,哪里人与其天主间就有了某种商议。”
2、图像与艺术
德布雷认为,艺术产生于一门手艺和一种信念的交汇之处,技术上的卓越和伦理道义上的谦卑的交汇之处。艺术的独特性就在于,人们往往难以理解,为何一大群毫无共性的图像,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统摄在这一词汇之下。德布雷在第二卷,通过重新解读所谓的艺术编年史,重新界定了图像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艺术是后来生发的词汇,但这并不妨碍一部分学者将最早的艺术品追溯到四千年前,而人们普遍认为,希腊人是艺术的发明者,希腊历史也是艺术和美学研究的起点。德布雷在追溯希腊的艺术品时,发现从措辞上而言,今时今日我们看作“艺术品”的事物,在当时只是一种技术成果。它们的使用,也许远远比审美更重要。而且当时的图像,还未直接作为权力的符号、授权的象征或与对城邦崇拜直接有关的祭奠物,而只是宗教性的物件,代表人与神的一种接近意图。所有图像都是在崇尚“自然之真”,比如和谐的身体比例,严格意义上的物体规整等等。这些造型上的特征对于人们而言,意味着品行,与内在品质息息相关,关乎伦理和形而上,但与美学无关。
到了古罗马时期,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壁画作品——现在已经被看做重要艺术品——仍然是从属于建筑需要的,在301年,雕塑师、镶嵌师和画师仍然是建筑工人,搭建、画画和铸造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以至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品”往往没有署名,反而下订单的客户要更有名一些,雕像的价值也与技艺无关,而在于雕像的材质是青铜、象牙还是黄金。拜占庭的基督教在第七次各教派宗教评议会上甚至宣称:“发明图像的不是画家,而是天主教会,是教会把图像建立和传播开的;属于画家的只有技艺;谋篇布局显然都归功于历届教宗。”
庞贝古城别墅中的壁画
直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艺术及其美学价值仍然很没有存在感,而大教堂的修建者们就像我们修造兵马俑的工匠一样,只是在做一个行业,并非实现个人志趣——即使后者将名字刻在了作品上,在他们所生存的年代,这成果与艺术仍没有半毛钱关系一一制药。从词源学上追溯,直到17世纪的法国,工匠(artisan)仍然是画家和雕塑家的正式名称。因此德布雷揭示道袁鸣老公,在以上阶段的所谓艺术,在品味和颜色上实质上没有什么可探讨的,它们之所以成为那种形态,是因为它们是原始秩序的表现,在宗教中就从属于神学,在古代就从属于某种宇宙观。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细微而又意义非凡的变化就是“风景”一词的入场。风景首次出现在1549年人文主义者罗贝尔·埃斯蒂安笔下,指代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然风光壶关天气预报,而是某一类画作。风景,或者说,对大自然的眼光,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些绘像技艺和视觉手法(框架、层次、对称、框景等)的出现,让日常之物得以入画了,但这只是直接前提。关键在于,绘者是如何习惯于创作日常入画,以及观者是如何习惯于欣赏日常入画呢?这一切为什么会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德布雷对此的解释是,达成这一切的前提是对眼睛进行人文教育,需要人与环境之间存在默契的、诚挚的新氛围——这要归功于初步资产阶级化,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人们以世俗的身份,睁开眼睛去看海河山岳的有利条件。
拉斐尔画作《椅中圣母》
除了风景画之外,在同一时期,无名之辈的肖像画也出现了,褪去神圣的背景,对普通人的深度发掘——逼真五官、传神神态、展现自我的特定姿态等复现,与自然的客观化描绘同步进行。西方的眼光变得更加世俗化了。艺术一方面打造了独立于神学之外的美学天地,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极度世俗的古董收藏。前者在技艺上的提升,逐步让现实缩减为人眼所直观感知的事物,通过戏剧场景式的方格处理(框景)使得空间几何化,外部世界成为一系列体积和平面的组合,图像因为晦暗不明的象征空间而具备的超验功能自此开始产生危机。
3、图像之死
三个时期的终点
德布雷围绕视像对今日之文化、社会的产生诸多影响而展开的论断,相对琐碎,但也易为读者所直观可感。这一卷的遗憾在于德布雷对电视和电影的区分,带有些自以为然的局限性。他将电影等同于艺术创作片,而电视则是直播的新闻或演播室的节目。虽然对两者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自圆其说,但仍有强行二元对立的勉强。不过,他藉由对视像的全面解读而提出的“目光的三个时期”,却是富有洞察力的。
19世纪之后,造像方式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暗箱、视觉暂留、立体透视等现象的发现,重组了图像的呈现形态,也重塑和提升了肉眼感知世界的阈值。人们逐步接受了摄像术并允许它进入家庭;接受了电影这种变动图像,以及它所独创的图像表义方式如特写和蒙太奇;习惯了彩色电视中的信息形态;并最终接纳了所有非真实的、仿真的数字存在物。
从丧葬仪式一路追溯到此,德布雷认为人们的目光一共度过了三个主要时期,分别是偶像体系时期、艺术体系时期和视像体系时期。这三类图像并非指代不同性质的物品,而是指通过眼光将其拥有的不同方式;并且,这三个时期是相互重叠的,而非依序替代。他通过一张表格,从效率原则、存在方式、权威来源、目的和期待等十九个方面辨析了偶像、艺术和视像体系的不同。在偶像系统里,黄慧颐依据的准则和存在的理由在于可视物的尘世之外,图像有赖它才获得光环,所以赞美超越图像的东西。在艺术系统里,表现之物以外便是自然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环,荣耀为大家分享天使要造反。在视像系统中苏州蓝缨学校 ,图像成为自身的参照物,一切荣耀都属于它。待到广告时代,图像最终离开了个人用途的价值——愉悦、欣赏、新鲜感等,抛弃其身为作品的具体独特性张可蕙,而转化为现金,成为货币符号和财富的标志。他尤其提醒读者一个循环的形成:电子社会即如原始社会,或者说,从偶像重新走向偶像。彩色电视和布道的福音,本质上没有差别——像拜占庭镶嵌画的黄金直接把神力传递给信徒一样,电视荧光发亮的镶嵌画不带阴影和任何价值编外丈夫,直接将世界明亮的本体传给我们;电视上的男女主持人和圣像上的主角一样,与观者四目相对,面对面,即使他们其实是装的;新闻主播在画面上的形象,被裁切掉背影、小腿、臀部、颈背,和和圣像一样有正面没反面。感知世界并直达事物的核心,这曾经是神性要求的一部分,藉由电视人们终于做到;甚至于在偶像时代做不到的事情,电视也做到了,它给自己封圣,并自我生产神圣话梅粉。视像不在用作“展示”,而是用以指出、装饰、突出、说明、确认、消遣。
总而言之,图像自我神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断绝其超验能力和沟通功能的过程。在全书末尾,德布雷提出了他的困惑:在视像时代,看见与相信划上了等号;而与此同时,图像虽然人人可见,却并未有助于世界思想的沟通;当(复现)现实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技术禁忌的女人,所有人眼见的现实都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如何对话?当图像接管和主宰世界的全部形貌,人类的想象力和辩证思考如何存活?当信仰的主体变成了技术的主体,我们越来越被假体的美学、道义和政治包裹,又如何递进和崩裂现行的文化特征呢?有意思的是,当这一问题成为全书的终止符时,“图像”自身在本书中的位置也彻底退场了。它因具备媒介的功能而被研究者关注,但当它最终被定义为人类交流和超越的对立面之后,破除它的必要性似乎变得和一千多年前确立它的必要性同样重要。无论如何探讨图像的种种,最终都会让位于人们如何交流、联系和超越这一终极命题,这也算一位媒介学学者的从一而终吧。
附:目光的三个时期
图像用于......
字符领域
图像领域
视像领域
效率原则
偶像体系
(超验的)存在
图像是通灵的
艺术体系
(幻觉的表现)
图像时让人看的
视像体系
(数码)模拟
图像是被读取的
存在方式
活的
图像是个生命
实物的
图像是种物品
虚拟的
图像是一种感知
权威来源
超自然
现实
性能
—
(上帝、神)
(大自然)
(机器)
光之源
精神从(内部)
太阳从(外部)
电从(内部)
目的和期待
保护(和拯救)图像令人信服
愉悦(和魅力)
图像引人入迷
信息(和游戏)
图像被接收截取
历史背景
从巫术到宗教性
(周期性的时间)
从宗教性到历史性(线性到时间)
从历史性到技术性(点状的时间)
操守
外在的(宗教-政治主导)
内在的(自主管制)
周围环境的(技术-经济管理)
理念与作业规范
我根据圣书(标准)赞美(一种力量)
我根据古代(模型)创作(一部作品)
我根据自我(模式)造出(一个事件)
时间范围(与载体)
永恒(重复)硬质载体(石头、木头)
不朽(传统)软性(画布)
当下(创新)非实体性(屏幕)
归属方式
集体、匿名
从巫师到工匠
个人、签名(从艺术家到天才)
轰动式的、戳记
标识、商标(从创业者到企业)
创业者组成
神职团体-行会
学院-流派
网络-职业
膜拜对象
圣人(我维护您)
美(我取悦您)
新(我让您惊讶)
管治机构
元老会(皇帝)
教会(修道院和大教堂)
庄园(王宫)
王权(学院)
富商(美术沙龙、评论家、画廊)
媒体/博物馆/市场(造型艺术)
广告(音像)
管治机构
元老会(皇帝)
教会(修道院和大教堂)
庄园(王宫)
王权(学院)
富商(美术沙龙、评论家、画廊)
媒体/博物馆/市场(造型艺术)
广告(音像)
发祥的大洲和前沿城市
亚洲-拜占庭
(古代和基督教社会之间)
欧洲-佛罗伦萨
(基督教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
美洲-纽约
(现代和后现代)
积累方式
公共的:国家金库
个人的:收藏品
私营的/公共的:复制
光环
威权的(心灵)
感人的(精神)
娱乐的(活力)
病理倾向
妄想症
强迫症
精神分裂
目光所瞄准的
透过图像
(借图像通灵)
超越图像(凭视觉鉴赏)
只限于图像(靠读取控制)
相互关系
(宗教的)
不宽容
(个人的)比拼
(经济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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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祉冕、赵晶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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